美国于2003年发动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历时六年，仍未撤军，在国际关系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任何战争都有两个战场，即有形的实地战场和无形的舆论战场。在实地战场上，美国已彻底摧毁了萨达姆政权，取得了胜利。然而，对美国在伊战的舆论战场上的评价，却众说纷纭。尽管美国动用了其所有的国家舆论机器及其控制下的主流媒体，来影响国际舆论对美国伊战的评价以及美国国内民意对伊战的看法，但是，大量事实已经为这场舆论战作了定论。在国内，美国反对党民主党始终在指责共和党在伊战中的领导和战略失误。面对美军阵亡官兵数目超过4000人、战争费用超过5000亿美元、而且至今如陷泥潭不能撤军等现实，共和党内部也有很多两院议员公开发表对布什班子战略战术失误的批评。美国民众的反战和厌战情绪，则更是这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国际方面，美国处于“失道寡助”的境地，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例如：美国无视联合国决议而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美国发动伊战的主要理由--“大规模杀伤武器”(MDW)的调查结果；以及少数美军在伊战中的非人道行为及其曝光后的影响；直至对美国伊战动机的怀疑等等。约瑟夫·奈精辟地指出，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的胜利是以美国的软实力为代价的。　　 如果说美国在伊战中的舆论战是失败的，其原因是什么?是美国国际战略本身的错误，或是舆论战术上(技术、手段)的失误，还是兼而有之?本文认为，应该把国际战略和舆论战略分开来看。国际战略本身(产品)的缺陷，不等于舆论战略和策略(交换过程、交换成本)的选择错误。国际关系学界大多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评价美国伊战的战略失误，而国际政治传播学界则较多从战术上来看美国伊战的舆论成功之处。本文认为，如果要全面地考察这场舆论战，必须结合战略和战术，既从宏观的国际战略角度来分析，又从微观的战术上来研究。这是国际战略研究和国际政治传播所需的共同研究课题。国际政治营销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如同许多用经济学方法论来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说，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营销的视角来考察美国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并用国际政治营销的理论模型来分析美国伊战中的战略和战术选择及其效果。本文研究的问题主要是：美国为什么要在伊战中应用国际政治营销?美国在发动伊战中是如何应用国际政治营销的?按照国际政治营销的理论模型评价美国伊战中的国际政治营销效果如何?为什么?美国的伊战实践对国际政治营销理论的验证和发展有何作用?历史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实验室。本文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把国家看作是基本的分析单位，考察国家追求权力所开展的政治营销行为。本文基本的方法论基础来自于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分析国家行为的理论路径。具体地，本文采用了模型分析、调查统计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出发，根据已有经济学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回顾了交易成本政治学和政治营销学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中有关交易成本的学说，进而阐明了国际政治营销的概念及其与国际政治传播、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等常用国际关系术语之间的关系。在解释国际政治营销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国际政治营销的研究假定和理论假设，并通过大量公开资料的调研，分析美国在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中，国际政治营销的应用及其对国际政治营销理论假设的验证。根据对美国在伊战以前国际政治战略的发展、组织机构和运行模式的梳理和总结，本文描述了美国在伊战前夕、伊战过程中和战后撤军三个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营销应用及其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从而为验证国际政治营销理论假设提供了现实资料。　　 本文经过分析最后得出三个结论：一是美国之所以在军事战场上高奏凯歌而在舆论战场上一败涂地，有其国内政治压力和国际霸权主义政策的影响，但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国际政治营销战略发生了重大失误。二是美国国际政治营销战略失误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在市场细分、对象锁定和政治定位上发生了偏差，背离了政治营销的内在一般规律。在政治营销上，美国过分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市场细分上过于将美国和伊拉克区隔起来，在国际范围大搞“以我划线”，实行傲慢无礼的单边主义点菜外交：要么选择美国，要么选择伊拉克和恐怖主义；在对象锁定上，过分重视萨达姆，忽略了伊拉克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政治定位上，过分强调“解放战”和“民主战”，忽视了伊拉克的自主性选择。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美国开展的政治营销越深入，引发的反感越强烈。三是国际政治营销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规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也应该推行国际政治营销，为中国国家利益和塑造国际形象服务。然而，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相似，国际政治营销的应用也有局限性。尤其表现在把国际关系作为政治交易过程来研究，及把国际政治商品化，在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