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西方修辞学史,虽然对修辞的定义层出不穷,但无外乎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描述修辞的本质特征,界定其研究的范围,明确其具有的功能(Enos2013)。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修辞等同于“通过符号系统(包括语言)传递的、用来影响他人决策或行为的情感和思想中所蕴含的能量”(Kennedy 200.7:7)。换句话说,每当我们使用语言或者其它符号资源来表达情感和思想以达到影响他人的目的时,我们就是在从事修辞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可以看作是“我们作为人类存在的一部分”(Herrick 2015:6),因而是一种普遍现象。鉴于修辞不仅受到“人类心智的基本操作和人类社会本质”的制约(Kennedy 1984:10),而且与“个体在所处环境中的行为和交际活动”密不可分(Oakley 2008:51),我们认为修辞与交际和认知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本文将以先秦道家哲学文本《庄子》一书中的修辞实践为个案来探讨修辞、交际与认知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动机、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和语料。与先秦时期其它流派的思想家不同,以老子(公元前六世纪)和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为代表的道家对语言和论辩都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语言本身存在局限,无法全面地反映客观现实,而论辩则会人为地制造出诸如彼此、是非之类的差别,不利于道的传播与接受(Combs 2005:45-47)。因此,他们反对与道家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的哲学思想相违背的修辞实践(例如,Oliver 1961,1971;Jensen 1987,1992;Lu 1998,2000;Combs 2004,2005)。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家完全排斥使用语言和论辩。事实上,道家的修辞成就远在其他先秦诸子之上。鲁迅先生在评介诸子散文时就曾经说过,“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2005:375)。由此可见,道家的修辞主张与修辞实践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悖论(王文松1993:67;陈浩2003:47)。那么道家的思想家们是如何消解这一悖论并成功说服他人接受其哲学思想的呢?就庄子而言,Combs(2005:38)认为主要是通过修辞手段来引导读者参与交际活动并进行自我说服(self-persuasion)。Combs这里所说的交际活动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会话交际或者电影、小说中虚构的对话显然不同,那么这种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交际活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交际活动对于实现作者的修辞目的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读者的自我说服又是如何实现的?本文将通过分析《庄子》一书中大量使用的修辞手段来回答上述问题。《庄子》约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本为郭象所注,共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内七篇在思想和文风上高度一致,能够反映庄子思想的整体面貌,出自庄子亲笔,是庄学之源,而外、杂篇则包含庄子核心思想之外的观点、说法,是庄学之流(Fung 1948/1997;Graham 1979/1990;Liu2015)。每篇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长短不一、数量不等的论证片段(argumentative episode)。这些片段涉及多种文学体裁,包括具有教育意义的叙事语篇(也即寓言)、诗歌以及短小精悍的散文(Roth 2008)。庄子著述最大的特点是善用寓言。鲁迅先生指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2005:375)。《庄子》一书中的寓言大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的,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七十(黄坚2013:58-59)。从这个意思上说,《庄子》一书具有很强的对话性(Lu 1998:253),这一点与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的对话颇为类似(Fung 1964:5)。庄子寓言对话的参与者既可以是古今人物,也可以是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宁登国2008:74;Xiang2016:67)。作者虚构这些对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借助他人或他物之口,以一种类似腹语或双簧表演的形式间接地传达其哲学思想(张默生1948/2007;叶程义1979/2004;王少军2010;王博2013)。庄子寓言对话是主体间面对面会话交际框架(Conversation Frame)结构化的结果(Xiang 2016),因此日常交际中典型的会话性结构(如,提问-回答相邻对)在庄子寓言对话中频繁出现。有些寓言对话的核心内容甚至完全是由提问-回答相邻对构成的。除了寓言对话以外,《庄子》一书中的疑问句还出现在独白性的论证片段中。从作者的写作角度来说,《庄子》一书中出现的疑问句都是作者自己设想出来的(邓城锋2010:1),因而是虚构的,但并非所有的疑问句都是具有虚拟性的(fictivity),这是由于其中有一部分疑问句只表示询问并不具备修辞功能(例如,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本文将主要讨论《庄子》一书中作为修辞手段使用的虚拟疑问句。本文中所说的虚拟疑问句包括说明性疑问句(expository question)(例如,’Why?Because...’ 和修辞性疑问句(rhetorical question)(例如,’Why bother?,)两类。尽管采用的是疑问形式,这两类疑问句都是无疑而问,其相应的答案要么已经在下文中直接给出,要么预设在上下文中。之所以将其看作虚拟疑问句(Pascual 2002,2006b,2014),是因为这两类疑问句能够在人的头脑中产生无声的回答,从而反映日常会话隐含的基本结构,即发话人(提问者)和受话人(应答者)角色的交替。具体而言,本文将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庄子》一书中虚拟疑问句是如何识别和分布的?(2)庄子的哲学思想对书中虚拟疑问句的使用和解读有何影响?《庄子》一书中的虚拟疑问句具有哪些语用修辞功能?(3)庄子是如何运用虚拟疑问句来实现读者的自我说服的?本文中所采用的原文出自郭庆藩(1894/2013)注疏的《庄子集释》,后收录在哈佛燕京学社(1956)编纂的《庄子引得》一书中。由于古代汉语在语法上具有标示不足(underspecified)和语境依赖的特点,我们在识别和解读《庄子》一书中的虚拟疑问句时还参照了三个英译本(Legge 1891a,b;Watson 1968/2013;汪榕培1999)以及三个现代汉语的译注(张默生1948/1997;曹础基1982/2007;陈鼓应1983/2007)。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从说明性疑问句和修辞性疑问句的定义、典型特征、识别方式以及其在不同语篇类型和交际场景中所具有的语用修辞功能等四个方面对前期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说明性疑问句作为术语最早出现在1988年Wilson和Sperber发表的题为“语气与非直陈句式分析”(’Moodandtheanalysis ofnon-declarative sentences’)一文中。Ilie(1994:9)将说明性疑问句定义为“用来指出问题从而往讨论中引入新的话题或者表达观点的疑问形式”。说明性疑问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往往后跟一个相应的回答。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回答只是识别说明性疑问句的一个充分非必要条件。作为一个语用范畴,说明性疑问句的识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在语篇中的功能(邵敬敏1996:153;陈静2009:167)。根据说明性疑问句的论证导向(argumentation orientation),Ilie(1999)进一步将说明性疑问句分为三类,即话题引入型疑问句(topic-introducing question)、论点铺垫型疑问句(argument-prefacing question)、论点引发型疑问句(argument-eliciting question)。已有的研究表明,说明性疑问句在语篇中具有以下功能:(1)引入新的讨论话题;(2)为表达论点做铺垫;(3)突显问题的复杂性;(4)强调两个相反观点的对立性(Ilie 1999;Van Emde Boas 2005;Pascual 2002,2006a,2014;Estes 2013)。修辞性疑问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Bussmann 2006:408):广义的修辞性疑问句指的是用来表达询问之外其它语用功能的所有疑问形式,包括说明性疑问句;而狭义的修辞性疑问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反问,是对疑问形式表达命题内容的否定(例如,Grimm 1890;Sadock 1974;吕叔湘 1982;朱德熙 1984;王力 1985;高名凯1986),是一种语力很强的断言(例如,Quirk etal.1985;Han 2002)。与说明性疑问句不同,修辞性疑问句虽然也是一个语用范畴,但却可以有语法标记(例如,否定词、情态动词等)且不同的语言使用的语法标记可能存在差别(Schmidt-Radefeldt 1977)。虽然修辞性疑问句在不同的语篇类型和交际场景中所具有的功能存在差异,但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道义型修辞性疑问句(deontic rhetorical question),论辩型修辞性疑问句(argumentative rhetorical question)和表情型修辞性疑问句(expressive rhetorical questions)(Moshavi 2014)。通过对涉及这两类疑问句的前期研究的考察,我们发现:(1)以往的研究并未对这两类疑问句做出严格的区分(比较,Wilson&Sperber 1988;Ilie 1994,1999;Estes 2013,2017),根据研究者提出的语用修辞功能来判断其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广义的修辞性疑问句;(2)语篇中的虚拟疑问句在特定的语境下具有多重功能(Ilie1994),且可能在不同的层次上得以体现(比较,DeRegt1994;Moshavi 2014);(3)虚拟疑问句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语篇类型(卢翠萍2000)和交际方式(口语、书面语)的制约(刘娅琼、陶红印2011),修辞性疑问句在这一点上表现的尤为明显;(4)虽然以往的研究涉及的语篇类型种类繁多,但专门分析哲学语篇中虚拟疑问句的尚不多见。鉴于本文考察的对象是《庄子》一书中作为修辞手段使用的虚拟疑问句,本章也对相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我们发现:(1)已有研究大多比较零散,分析的对象不仅数量有限且大都局限在内篇,无法反映《庄子》一书中虚拟疑问句使用的全貌,目前尚未见到对《庄子》全书中虚拟疑问句进行系统考察的研究;(2)虽然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虚拟疑问句的使用与庄子的言说方式之间存在关联(例如,张黎2006a,b),但往往仅将两者简单对应,并未揭示出言说方式对虚拟疑问句解读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本文的选题具有一定的新意。第三章是本文的理论框架。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庄子》一书中使用的修辞手段是如何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交际关系的。众所周知,文本的作者和潜在的读者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存在时空的间隔,并无进行面对面对话的可能。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Turner 1994,1996,1998,2002)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理论工具,而虚拟交际理论(Pascual 2002,2006a,2014)则为阐释作者和读者之间通过概念整合建立起来的交际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章首先介绍了概念整合理论和虚拟交际理论的核心内容。概念整合理论系由心理空间理论(Fauconnier 1985/1994)发展而来,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认为意义构建涉及不同概念结构的整合并由此产生一个新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心智结构(Fauconnier&Turner 1994,1996,1998,2002)。概念整合网络是概念整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四种网络类型,即简单网络(simplex network)、镜像网络(mirrornetwork)、单域网络(single-scope network)和双域网络(double-scope network)。概念整合空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压缩的概念结构,通过这个结构我们即可以把握与人类认知能力相一致的概念和概念表征,也可以构建一个可能超越我们认知能力的概念结构网络(Turner 2010:27-28),从而可以让我们获得人类尺度的理解。自概念整合理论创立以来,该理论主要被用来分析孤立的词组、句子以及严重脱离语境的语篇片段。最新的研究表明,概念整合理论在来分析情境中的口语和书面语语篇方面应用前景广阔(例如,Oakley 1998;Coulson&Oakley 2006;Dancygier 2006,2012;Cienki 2008;Oakley&Hougaard 2008;Schneider&Hartner 2012;Oakley&Pascual 2017)。虚拟交际(fictive interaction)是一种以日常会话图示性的交际结构作为通用的组织框架来理解、思考和谈论言语和非言语的实体、过程和关系的认知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交际可以看作是交际层面上的概念整合。Pascual(2002,2008b)将所谓的’虚拟交际整合空间’(fictive interaction blend)定义为由一个包含现实、虚构事实或个人世界观的心理空间与面对面会话的框架概念整合得到的简单网络(simplex network)。就书面语篇而言,虚拟交际整合空间可以突出会话框架中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话轮转换结构并将其与书面语篇的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映射关系。由于阅读和写作可以看作是在同时同地发生的行为,因此书面语篇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会话性独白(’conversational monologue’)现象,是读者与作者相关认知域概念整合的结果(比较,Herman 1999;Fauconnier&Turner 2002)。会话性独白是由读者或听话人概念化、结构化为同时性虚拟会话的独白性的书面语或口语语篇片段。篇章作者或说话人通过使用会话性独白来实现传递讯息、娱乐或劝说等功能。在本文中,我们将会话性对白看作是虚拟交际现象的一个次类。根据虚拟会话参与者的不同,会话性独白可以在语篇语境层(参与者为作者与读者)和语篇内容层(参与者为语篇中的人物角色)上得以体现。语篇语境层对应于此地此时空间(’Here-and-Now Space’),而语篇内容层则对应于嵌套在此地此时空间之内的当前话语空间(’Current Discourse Space’)(Langacker 2001,2008,2013)。在此地此时空间中,作者和潜在的读者被压缩到了一个具有规约性的作者-读者整合空间(writer-and-reader blend)。在这个整合空间中,跨越不同时空的作者与读者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交际(Herman 1999;Fauconnier&Turner 2002;Pascual 2002,2009)。在这类会话性独白中,潜在的读者被当作会话中的受话人,目的是让其执行某种指令。这类会话性独白常见的例子有剧本中的指令(Langacker 1999)和道路指示用语(Santos Mendes 2005)。在当前话语空间中,语篇层面上的虚拟交际以虚构人物对话的形式呈现。借助这些人物角色,作者可以表达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这类会话性独白中,读者不再是会话中的受话人,而是旁听者(’bystander’)。旁听者是由发话人有意识地引入会话的参与者,发话人并不直接与其进行对话(Goffman 1963:91)。由于旁听者的无形参与,原来的独白性语篇实际上变成了三方交谈(’trialogue’)(Pascual 2002,2006b,2008a)。这两种类型的会话性独白都可以在语言上有所体现,如使用第一、第二人称代词或交际性的语言结构(例如,虚拟疑问句)。在本章的最后一个小节中,我们根据《庄子》一书中大量使用寓言、重言的言说特点,构建了一个作者-读者交际整合网络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来探讨《庄子》一书中由虚拟疑问句建构的会话性独白。第四章主要分析了说明性疑问句在《庄子》一书中的使用情况。为了统计说明性疑问句在书中出现的频率,我们首先根据古代汉语疑问句的形式特征(疑问词、语末语气助词等)(Von derGabelentz 1881;易孟醇 1989/2005;Pulleyblank 1995;杨伯峻、何乐士 2001;王海棻2015)对书中出现的疑问句进行人工识别,然后参照说明性疑问句在脱口秀中具有的语用功能(Ilie 1999)逐句进行分析,最终确定《庄子》全书中共有疑问句950例,其中说明性疑问句208例。鉴于说明性疑问句所在论证片段在语篇结构上存在独白与对话的差别,我们分别从此地此时空间(对应于独白性的论证片段)和当前话语空间(对应于寓言对话)两个层面对《庄子》一书中出现的说明性疑问句进行了考察。分析显示,Ilie(1999)区分的说明性疑问句的三个次类在《庄子》一书中都有出现,但分布不均。由于话题引入型疑问句功能单一且在语篇中的位置基本固定不变,因此这类疑问句的数量最少;而论点铺垫型疑问句和论点引发型疑问句则根据其所在独白性论证片段和寓言对话在文本中数量的多少呈正比分布。《庄子》一书中的说明性疑问句具有以下五种语用修辞功能:(1)引入新的讨论话题;(2)为表达论点做铺垫;(3)要求说话人对其所表述的想法做进一步说明;(4)引发新的讨论;(5)突显问题的复杂性。说明性疑问句可以建构一个虚拟交际的场景,涉及自我分离意象(split-selfimagery)。自我分离是一种普遍的认知操作,处在一个认知域中的个体可以被识解为另一个认知域中的两个或者多个个体(Fauconnier 1985/1994;Lakoff 1996)。就说明性疑问句而言,作者在概念层面上分离出来的主体自我(the’Ⅰ’)和客体自我(the ’me’)(Mead 1934/1955:175)既可以充当此地此时空间中说明性疑问句的虚拟提问者和应答者角色,又可以充当当前话语空间中寓言对话的参与者。在虚拟交际整合空间中,作者通过分离出来的自我进行虚拟会话,而读者则成为虚拟会话的旁观者(Goffman 1963:88-99)。第五章考察的是修辞性疑问句在《庄子》一书中的使用情况。鉴于古代汉语中的修辞性疑问句具有语法标记(Von derGabelentz 1881;易孟醇1989/2005;Pulleyblank 1995;杨伯峻、何乐士 2001;王海棻2015),我们在统计《庄子》一书中修辞性疑问句出现的频率时,首先以修辞性疑问句的语法标记作为关键词在中央研究院“上古汉语标记语料库”的《庄子》文本中进行检索,然后再将检索获得的索引行与《老庄词典》(王世舜、韩慕君1993)中所列的词条进行对照;此外,我们还对那些没有使用语法标记的疑问句进行了逐句分析,最终确定《庄子》全书中共有修辞性疑问句419例。与第四章相同,我们也从此地此时空间和当前话语空间两个层面对《庄子》一书中出现的修辞性疑问句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修辞性疑问句在语篇的开头、中间和末尾都有可能出现,因此位置相对灵活,这与其具有的语篇功能相关(比较,韩荔华2005)。《庄子》中的修辞性疑问句具有以下修辞功能:(1)表达批评或者反语;(2)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3)对受话人头脑中可能存在的断言提出挑战;(4)诱发一致性观点;(5)引发思考;(6)针对特定话题发表看法。修辞性疑问句同样也可以建构一个虚拟交际整合空间,其中虚拟提问者和应答者的角色在此地此时空间中由作者和读者充当,而在当前话语空间中则由寓言对话的参与者充当。第六章主要探讨《庄子》一书中虚拟疑问句的使用是如何引导读者参与交际并最终实现自我说服的。本文的分析显示,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和视点选择(perspective-taking)在虚拟疑问句的解读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读者在阅读虚拟疑问句时会对提问行为进行心理模拟并在一个虚设的场景中提出同样的问题(Bergen2005,2012),从而可以选取提问者的视点并在自己的头脑中作出无声的回答。本章简要地介绍了心理模拟和视点选择的神经认知基础,并在前文对虚拟疑问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心理模拟的认知修辞学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假设有两点:(1)修辞是基于具身经验的;(2)所有的劝说形式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自我说服。根据其涉及的认知过程,本文进一步将肯尼斯·伯克(KennethBurke)的同一关系(’identification’)概念(1969:55)区分为具身同一关系(’embodied identification’)和认知同一关系(’cognitive identification’)两类(比较,vanKriekenetal.2017)。心理模拟能够在读者头脑中的感知运动表征与其具身经验之间建立起同一关系,而视点选择则可以在读者和作者可能存在差异的视点之间建立起一致关系,也即认知同一关系。本文认为自我说服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交际过程中认知同一关系的建立。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本章回顾了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创新之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不足与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1)《庄子》一书中的虚拟疑问句对于组织语篇和陈述论点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修辞策略。由于虚拟疑问句能够反映日常会话的基本结构并在人的头脑中产生一个无声的回答(Ilie 1994,1999),因此可以在读者身上产生特定的卷入(involvement)效应(Hyland 2002;Halmari&Virtanen 2005:19;Farnsworth 2011),进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概念层面上的互动关系(也即虚拟交际),从而更好地实现修辞的目的。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出现在《圣经》(Labuschagne 1966:23;Adams2006:137-139;Maxwell2007:87-88)、古典希伯来诗歌(Watson 1984:341)、脱口秀(Ilie 1994,1999)和庭审话语(Pascual 2002,2006b,2014)中的虚拟疑问句。(2)本文将《庄子》中虚拟疑问句看作是交互主观性混合视点构式(intersubjective mixed viewpoint constructions)。虚拟疑问句是日常面对面会话的框架模拟或结构化的结果,因此具有交互主观性。互动主体之间共享的背景知识对于说话人和听话人所持观点、立场的认知协调(cognitive coordination)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庄子》一书中,作者想要传达的哲学思想并不在于其所使用的疑问形式,而在于这些疑问形式在读者头脑中产生的无声的回答。此外,要想充分理解《庄子》一书中所表达的哲学思想,读者需要对语篇中的提问行为进行心理模拟并选择作者的视点。因此,《庄子》中的虚拟疑问句还涉及到作者和预想读者之间视点的概念整合(Dancygier&Sweetser 2012;Dancygieretal.2016)。当虚拟疑问句出现在由与作者整合为一体的语篇人物参与的对话中时,我们还需要将作者和读者的混合视点与代替作者发声的语篇人物的视点进行概念整合,从而就会出现一条多重视点交织的概念整合链(multiple viewpoint blending chain)。本文对说明性疑问句和修辞性疑问句这两类语用构式的研究是对交互主观性构式(Verhagen2005)和语篇中视点研究(Cutrer1994;Dancygier 2008;Dancygier&Sweetser 2012;Dancy gier etal.2016)的拓展。(3)本文研究发现在不同类型的语篇,如古代哲学文本《庄子》、脱口秀(Ilie 1994,1999)以及庭审话语(Pascual 2002,2006b)中的虚拟疑问句在具体使用和语篇功能方面存在共性,这表明对话化(conversationalization)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不局限于现代的机构话语(Fairclough 1994;Vis 2011;Vis et al.2012)和当代青年的非正式口头话语(Streeck 2002)。语篇中交际性结构的使用由来已久。除了本文分析的《庄子》一书以外,《圣经》(例如,Beekman&Callow 1974;Kuntz 1997,2009;Adams 2006;Moshavi 2009,2010,2011,2013,2014,2015;Estes 2013,2017)和《古兰经》(Badarneh 2003;Gwynne 2004)中也存在大量的虚拟疑问句。古代书面文本中大量交际性结构的使用与这些文本的口头特征(orality feature)有关。古代的书面文本大都是在口头文化中产生并在特定的群体中通过诵读和评论的方式得以流传下来的(Bowery 2007:82)。本文认为古代和当代语篇中普遍使用的交际性结构源于我们作为交际性的社会个体所具有的“会话心智”(’conversationalmind’)(Brandt2013;Pascual2014)。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本文是第一个考察中国古代哲学语篇中虚拟交际现象的研究。Brandt(2008,2013)认为虚拟交际整合(fictive interaction blend)是西方哲学文本中的一种标准的论辩结构,柏拉图的《对话录》就是典型的例子(Kahn 1996;Blondell 2002)。本文的研究发现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东方哲学传统下传承数个世纪的经典哲学著作。由于虚拟交际是日常辩论的一种根本结构,可以部分地结构化思维、语言和语篇(Pascual 2002,2014),因此研究虚拟交际现象,尤其是《庄子》中的会话性独白,可以揭示出中国古代哲学家是如何采用这一交际策略来实现其论证目的的。(2)本文对虚拟交际研究以及虚拟性研究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即现实性(reality)、虚构性(fiction)和虚拟性(fictivity)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庄子寓言对话中大量出现的虚拟疑问句本身又是虚构的,这表明虚拟性和虚构性并不是两个边界明确的范畴,而是一个辐射范畴(radial categories),其中既有类典型的成员也有处于范畴边缘的成员,这与认知语言学中的其它语言或非语言范畴一样(比较 Lakoff 1987;Langacker 1987,1991;Taylor 1995/2003)。此外,虚构性可以被嵌套到虚拟性中去发挥修辞作用。(3)本文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对中国古代哲学文本进行分析的研究之一(比较Slingerland 2005;张荣兴2012a,b;吴佩宴、张荣兴2010;沈婉霖2013)。与Pascual(2002,2008a,b)将虚拟交际分析为简单网络(simplex network)的做法不同,本文将《庄子》中当前话语空间中的会话性独白分析为多域概念整合网络(multi-scope integration network)。在多域整合过程中,要么是多个输入空间同时投射进入整合空间,要么是逐级投射,先投射到中间层次的整合空间,然后中间层次的整合空间再参加新一轮的概念整合过程(Fauconnier&Turner 2002)。因此,本研究是对前期概念整合理论框架内语篇研究和虚拟交际理论研究的延伸和拓展。(4)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修辞学理论大都认为注意(attention)在修辞实践的意义建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Winans 1920;Quintilian 1922;Cicero 1954;Burke 1966;Perelman&Olbrechts-Tyteca 1969;Lanham 1993;Oakley 2009,2011)。本文首次论述了心理模拟和视点选择在修辞中的重要作用。结合认知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心理模拟为基础的认知修辞学模型。该模型的起点是修辞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交际行为,这种交际即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核心的认知操作是心理模拟和视点选择。本文发展了肯尼斯·伯克(1969)的同一关系(’identification’)概念(比较,vanKriekenetal.2017),并结合建构的模型对自我说服的过程做出了统一的认知解释。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于修辞、交际和认知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得出的结论可供修辞、交际和认知交叉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