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久负盛名，而电影和新闻之间也曾多次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从二战期间轰动世界影坛的《公民凯恩》开始，美国媒体题材电影便屡屡出现且佳作不断，诸多电影均在奥斯卡颁奖礼上风采毕露且广受好评。那么为什么这些电影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会产生巨大的反响呢？　　 电影社会学理论认为，影像不仅见证着社会现实，其中的各种元素都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代造就一切，一部电影的成功离不开时代环境的培养和烘托。在此种理论指导下，本文选取了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极具典型性的三个时代:20世纪40年代二战时期，20世纪70年代社会动荡期及21世纪初恐怖主义危机时期，兼以新闻专业主义发展为主线对三个时代的媒体生态予以阐述，同时选取这三个时代当中影响较大，知名度较高的三部媒体题材电影《公民凯恩》《电视台风云》和《晚安好运》进行个案分析，通过对社会空间、媒体空间和电影空间的剖析，试图探讨不同影像中呈现的各类媒体形象，以及美国媒体题材电影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即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媒体形象的形成，同时媒体题材电影又是怎样反分析当时的社会空间，并最终由此对当下中国的媒体和社会现实引发思考。　　 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个人与社会性的讨论以及二战的爆发令美国陷入了个人主义与国家情结的纠结当中，而此时的战时政府对新闻界的审查以及1947年哈钦斯报告的出台使得美国媒体开始认识到社会责任的必要性，新闻专业主义由此成熟，诞生于此时的电影《公民凯恩》正是对这个社会现实的再现，影像中对传媒大亨凯恩个人经历的描述暗含着对当时传统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批判和反思。　　 20世纪70年代，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危机使得美国社会陷入了信仰迷失状态之中，失业狂潮令美国民众满腹怨气却无处发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辩令民主垂死挣扎。此时的媒体也经历着电视热潮后的冷思考，商业浪潮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批判理论认为人被电视异化，电视就像新宗教，把人们聚在一起聆听同一教义，最后此时的电影产业也开始对电视进行绝地反击。在此种社会媒体背景，电影《电视台风云》正是对社会众多批判情绪的集体宣泄，它将矛头指向电视产业，揭露了电视制作者的不择手段，对电视及其对国民生活的影响进行了批判和深思。　　 步入新世纪后的美国却突遇9·11恐怖袭击，美国社会的一些变化使得美国人开始质疑自己国家一直标榜的民主自由和开放，“我们人民”的意识开始动摇。而此时的美国媒体也因为恐怖主义而备受管制，从而沦为了政府和财团的附庸者，有关反恐的报道中也开始偏离事实，而只注重对个人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渲染。诞生于此背景下的电影《晚安，好运》则正是对当下渐行渐远的新闻理想的重温和洗礼，影片对爱德华默罗利用电视与麦卡锡主义激烈对抗直至其瓦解的历史回顾，蕴涵着人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唤，以及对当下霸权时代新闻生态的担忧。　　 纵观以上三个时期的美国社会、新闻界及电影，可以自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彼此观照，彼此影响。就社会之于新闻界来说，深厚的美国信仰给予了新闻专业主义丰富的内涵，为其诞生及成长奠定了坚硬的基础，但复杂的社会现实又令新闻专业主义在历史的动荡中不断受到冲击与责难。而专业主义与各种力量的博弈，使得美国新闻界职业形象变化多端，这也为媒体题材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不同时代背景下，影像中的媒体形象特色分明、却总能一语中的，戳痛了那个时代的神经。同时，影像对社会也存在一定的反分析作用，它不仅记录和见证了社会现实，更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情绪整合在一部影片中，并试图通过影片的立意去引导社会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