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是典型的友谊政治,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有用的友爱”,这种政治以同性之爱为着力点,以功利和有用为出发点,故而对城邦造成了诸多危害。作为古希腊伟大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发现了友谊政治的问题,并试图挽救城邦于暴力之中,努力恢复城邦的德性。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爱与政治的关系,并探讨柔和政治的可能性。第一章主要探讨城邦政治中同性之爱“不柔和”的现象、政治结果及其根源。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虽然同性之爱有助于古希腊男子对荣誉的追求,但其破坏性不可小觑,理应时刻警惕同性之爱中的“不柔和”因素。一方面,由于同性之爱以追求娈童关系为出发点,这将导致急进性的政治;另一方面,由于同性之爱取消了女性的柔弱特质,趋向于“无家的政治”,它极容易造成压制和暴力,从而损害家庭和城邦。第二章主要探讨城邦政治中异性之爱“柔和”的现象、政治结果及其根源。阿里斯托芬认识到同性之爱及其所建构的友爱政治的破坏性后,转向异性之爱及其所建构的自然政治寻求帮助。异性之爱或许同样夹杂着破坏性,但异性之爱中包含的“柔和”特质作为一股建构性的力量,有助于缓和同性之爱的暴力,并能借助私人领域的爱去建构更广泛的政治关联。一方面,异性之爱充满女性的柔弱,它往往强调两性的共同利益,而非排他性利益,所以,其所建构的政治要柔和许多;另一方面,异性之爱及其政治强调“家庭—城邦”之间并非对立的二元结构模式,这种强调有助于实现家庭与城邦的双赢。第三章主要探究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柔和特质及其力图构建的理想城邦。首先,阿里斯托芬的“柔和”基于对暴力秩序或战争的厌倦,所以,诗人强烈呼唤和平,尤其是正义的和平,他相信城邦的安稳方才利于公民德性的培养和城邦完整性的维护。其次,阿里斯托芬的“柔和”基于对雅典政制的不满,《鸟》中出走的佩斯特泰罗斯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诗人像欧埃尔庇得斯一样渴望“梵静之邦”的存在,渴望雅典能与其他城邦和平共处,并构建一种普遍存在的柔和共同体;最后,阿里斯托芬的“柔和”基于对不义的愤懑,所以,诗人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强烈呼唤正义,他既渴望公共事务中法律的严明,又渴望借助柔和或宽容来补偿城邦严格的制度。结语将概括性地阐明阿里斯托芬的政治理想对人类政治共同体构建的积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