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全世界发生的病毒传播速度最快、感染区域范围最广、防控工作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它对新时期我国行政应急管理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对我国行政应急征用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带领全省人民齐心协力推动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为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略斗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应急征用过程中存在着明显违法的行为,不但引发社会争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行政应急征用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共通过三个部分撰写,第一部分主要从行政应急征用的正当性、应急征用的基本特征和应急征用过程中需遵循的法律原则等方面来论述应急征用制度的理论根据。关于行政应急征用制度的正当性,本文主要从其权力来源进行分析,突出了应急征用权背后的国家紧急权的概念及其特点;此后又分析了应急征用的基本特征以及在进行应急征用过程中所需遵循的三个基本法律原则:应急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原则。笔者通过讨论国家紧急权背后的法理,并由此来思考行政应急征用制度的立法原因和重要内涵。第二部分主要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通过相关案例分别从应急征用主体、应急征用标的范围、应急征用程序和应急征用补偿与救济等方面分析我国应急征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我国应急征用主体过于扩张,行政应急征用的实施主体还存在着不统一、不集中,甚至多头执法的情况;其次,我国应急征用标的范围过宽,法律边界易突破。在应急征用范围上,我国立法对此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且相关规范文本笼统,容易出现规范间不一致,滋生超范围征用的问题;再次,我国应急征用程序不规范,公民权益难以保障。我国的应急征用程序法律规范抽象,实施步骤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最后,我国应急征用补偿机制不够完善,主要体现在补偿义务主体不一致、补偿程序规定简陋、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制定不足以及补偿救济途径不完善等方面。第三部分通过结合前一部分我国行政应急征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为细化我国应急征用制度的法律规范提供一些参考。首先,在应急征用主体方面,要明确征用主体,界定权责边界。笔者建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作为应急征用的主体,其可以委托相关部门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设立的应急指挥部等综合协调机构具体实施,但责任及后果应当由委托的人民政府承担;其次,在应急征用标的范围方面,要划定范围,避免超越法律边界,行政应急征用标的的范围划定应当以合目的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为前提。此外,在立法层面,也应当细化征用标的相关法律;再次,在应急征用程序方面,应当注意区别常态下的行政征用,遵循比例原则,在适当程序步骤上给予简化,但依旧要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为底线;最后,在完善应急征用补偿与救济方面,笔者建议颁布一部征用补偿基本法,从确定征用补偿主体,细化补偿程序,明确补偿标准,增加补偿救济途径等方面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各方权利。在权利救济方面,为有效化解纠纷,笔者建议引入行政复议的前置调解和司法诉讼制度,为被征用相对人提供更多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