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爆发的美元危机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从此全球的金融格局也更加动荡不安,每隔一段时间经济危机的阴影便笼罩全球。进入21世纪,金融自由化程度加深,经济开始向全球化模式发展。然而,一方面全球各个经济体的联系愈加紧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其影响范围将更广、破坏性会更强。另一方面能有效预警经济危机,以减缓全球经济周期性衰退的方案尚未找到。这种全球化的经济进展与防范性危机预警机制实施的不协调,严重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至今,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着较高水平,中国已跃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军中的重要成员之一。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的进一加深,金融体系风险事件频发,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如何坚守住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已成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和经济部门工作者围绕危机预警制度的建立、危机预警方法的构建和危机预警机制的完善等方面,做了大量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从不同视角、基于不同方法构造了各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如KLR信号分析法、STV模型、FR模型、Var模型等。但从预警效果来看,被世界公认效果良好的KLR信号分析法也在次贷危机事件中铩羽而归。因此,继续探索更有效的经济危机预警方法显得十分重要。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危机并不简单地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的一方引起,而是两者互动发展不协调导致的,由此相关学者从经济总量角度,提出了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经济危机预警方法。然而,鉴于现有的相关预警模型多数属于“事后”预警,即运用滞后的经济总量数据进行危机测度,模型的灵敏性不够,危机预测效果较差。因此,本文从经济部门角度,提出经济危机预警新思路-结合既有经济危机案例对国民经济部门重新分类,考虑分部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互动失衡,进而尝试运用统计方法构建一套有点新意的“事前”危机预警框架,并以该方法对我国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进行初步判断。本文首先对经济危机预警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明确了警源、警兆、警情、警限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通过对传统经济危机预警模型的深入研究,确定了以警兆为突破口的危机预警新方法。其次,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分部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互动失衡”角度来研究经济危机,并对18-21世纪的经济危机事件进行了重新考证分析,初步确定了历次经济危机发生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中相关的失衡部门。鉴于现有国民经济部门分类过于细化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结合爆发过经济危机的失衡部门,本文重新把国民经济部门划分为房地产部门、工业制造业部门、出口贸易部门、公共产品部门和其他部门五大类。再次,借鉴KLR信号分析法的指标选取思想,构建了反映分部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互动均衡的指标体系,并从理论上明确了互动均衡的测度方法和危机预警模型；继而通过典型案例分析,选择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得出各部门的综合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计算部门间的耦合协调度,通过总结耦合度数值的统计规律找出经济危机预警阈值；进而结合美国次贷危机前相关数据,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危机预警新方法的有效性。最后,把该危机预警模型运用于中国实际,对我国2005-2015年的部门耦合协调度进行计算分析,得出我国近期虽然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部门间的耦合度偏低的结论,从而适时给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成果与可能的创新：第一,通过对已有经济危机预警相关文献的梳理,提出了基于部门结构角度,即“分部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互动失衡”下的经济危机预警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经济危机预警方法体系；第二,通过案例分析法,结合既有经济危机事件,对国民经济部门进行重新划分,具体为房地产部门、工业制造业部门、出口贸易部门、公共产品部门和其他部门五大类,并构建了反映各部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互动均衡的指标体系；第三,总结了典型案例国家危机发生前十年的部门间互动失衡的偏离度统计规律,确定了危机预警阀值,并检验了预警阀值的有效性；第四,运用本文提出的新方法对我国2005-2015年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做了初步判断,认为我国最可能发生危机的时点2008年已经过去,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不会爆发经济危机。总体来说,创新之外,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对基于分部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均衡的研究鲜有涉及,因而对国民经济部门的重新划分只是一种初步尝试,较为粗略,可能会对危机预警模型的准确性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二,在实证分析时,数据搜集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是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相关数据在现有条件下难以搜集到完整的数据,因此在实证分析中仅选择了代表性国家进行案例分析,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预警阀值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