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人才为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乡村振兴五个具体路径中,人才振兴占据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乡村人口结构持续变化,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其中不乏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乡村人才,他们本该是乡村建设的推动者和主体力量,但现实中他们却拼命摆脱乡村,定居城市。乡村人才的外流,不仅带走了资金和技术,还造成乡村内生性权威缺失,使得乡村治理陷入治理主体缺位、产业空心化和道德文化多元化等一系列困境。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培育与引导新的乡村人才,是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对此,许多专家学者从传统乡绅治村中寻找可行方案,提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2015、2016、2017和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四次明确指出要“培育乡贤文化,传承乡村文明”。各地政府纷纷响应号召,搭建平台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各类乡贤组织层出不穷,成效显著。在此背景下,如何认定新乡贤这一乡村治理主体,如何界定新乡贤的角色,如何更好地发挥新乡贤作用,对于实现乡村善治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立足于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基于鄂西北H村的个案研究,以案例村乡贤的历史演变为脉络,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明晰新乡贤的社会角色;以优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为主线,力图全面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一是对乡绅、新乡贤和乡村治理进行概念界定,阐释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基础。二是探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结合H村实地调研,梳理乡贤的历史演变。三是研究H村新乡贤的回归,以及参与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四是深入探讨H村新乡贤在参与过程中的困境,包括不同主体对新乡贤的认知模糊、制度性保障与平台缺失、新乡贤文化的培育与宣传不足以及地域限制与新乡贤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五是从合理定位新乡贤角色、建立制度保障、加强组织平台建设、培育乡贤文化、营造良好环境、发掘和塑造新乡贤等方面优化新乡贤的参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