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事引发了文学翻译争议之浪潮，文学翻译不好，就不能使世界更好的解读中国，也不能让中国文学更好的吸收世界文化之精髓。文学作品的翻译难度大，对译者的水平要求高。译者不但要对作品文化背景有深入了解，还要有深入的生活经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近些年，中国翻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文学翻译作为翻译中一种特殊“品种”，在浮夸的当下社会，复译烂译现象严重，文学翻译已成为一种奢侈的追求和濒临边缘化的艺术品，对它的探讨和进一步研究也有必要提上文学翻译界的议程。目前就文学作品的翻译，我国很多译者、翻译家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已进行过或多或少的研究，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理论以来，就与“创造性”相关的命题来看，已经有很大一部分翻译家文学家对文学翻译做了重要阐释，如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等等，都是文学翻译“再创造”的艺术体现。作为翻译的一种特殊“品种”，其再创造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文学翻译具有相对自由和不确定的艺术延伸，也决定了文学翻译者占据很大的主体性地位，从接受美学中的读者接受论来看，译者也是一种潜在的读者，而在翻译的能动性过程中，我们同样也可以将译者看作潜在的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有限而灵活的范围内“从心所欲不逾矩”，达到更加成熟的译作境界。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应该有勇气与文本化为一体，就像刚刚所说，译者在一定限度内也是潜在的作者，通过对作品符号的解码解译，不但把创造主体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中包含的丰富内容复现出来，加以充分的理解和体验，而且还掺入自己的气质、风格、重新创造出各具特色的艺术形象，甚至能够对原来的艺术形象进行开拓、补充与再创。因此，笔者将“再创造”分为这两种情况的再创造，一种是再现原作的形象转换创造，第二种是译者和作者彼此艺术冲动下的超越原作的再创造，并着重阐述了两者的区别与翻译的适用性。在文学中，诗是最富有艺术表现力、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文学体裁，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彰显出了文学的独特艺术性。而正因如此，诗歌本身有自己的特定审美功能。与之相应，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乃至翻译中最特殊、也是最有难度的一种文学体裁，但同时也是最具有译者发挥空间最广的一种，它的特殊性一方面体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形式就是内容，载体就是信息；另一个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差异美，每一诗行或诗句都要为诗歌整体的结构功能和意义连贯一致而担负责任，其相应的翻译也都要有一种趋向整体性和诗性的指示作用。因此了解好诗歌翻译的再创造艺术，也便能更好地指明文学翻译中遇到的可译与不可译，归化与异化，形似与神似等问题，从而更好地研究文学翻译的标准课题，也更好地延伸文学翻译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