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前贤工作的基础上,对西汉一朝边疆与民族地理问题提出作者的初步意见。文章考证遮虏障在居延,河西走廊关于遮虏障的记载可能为出于附会或误称,李陵战败处当距居延遮虏障百余里,沈曾植所谓李陵败在五原、定襄之间的理由不成立,李陵也不可能败在福禄县。文章对《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关于白亭海的相关记载予以梳理,指出这几种记载的来龙去脉。西汉并无凉州白亭海之称。姑臧白亭海当为比附《元和郡县图志》白亭军地望的记载而得名。苏武牧羊之“北海”当是今乌兰巴托附近的荒原,绝非民勤白亭海,苏武牧羊白亭海的传说是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读史方舆纪要》“龙勒水”是把《汉书·地理志》龙勒县氐置水、《元和郡县图志》寿昌县龙勒水与《汉书·李广苏建传》东浚稽山南龙勒水糅合在一起,顾祖禹所谓的“龙勒水”是一条子虚乌有的河流。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怀疑《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制南海以为八郡”和《汉书·韦贤传》“南灭百粤,起七郡”为误书,可是,通过分析贾捐之、刘歆奏议的语境及其内容,发现王氏的说法是有失允当的。“制南海以为八郡”当指汉武帝在越地武力拓地置八郡,即：南海、苍梧、郁林、象郡、合浦、儋耳、珠崖、日南；“南灭百粤,起七郡”当指汉武帝在南越本土置七郡,即：南海、苍梧、郁林、象郡、合浦、交趾、九真。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怀疑《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天水上邽”为误书,可是,通过分析《汉书·地理志》断限及赵充国、上官桀、段会宗之生年,并且揆之以天水郡初置时治所在上邦的史实,发现钱氏的说法是有失允当的。承认“天水上邦”的可靠性,更能有利于探索西汉天水郡行政区划的变化。《汉书·西域传下》“珠崖七郡”当指汉武帝定南越置产犀、象、玳瑁的七个沿海郡,即：南海、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文章大体可以确定灌窳的地望可能就在窳浑一带,灌窳极有可能就是浑庾。《新书·匈奴》是贾谊提供给汉文帝的一个施政方略；虽然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但没有晁错的方案务实。关于军臣单于即位年代,一般认为是汉文帝后元三年,也有少数人认为是汉文帝后元五年。文章考证军臣单于当立于汉文帝后元四年。《翰苑》引《汉书》“立四岁”殊为可疑。将《居延新简》E.P.T59：582简文“居延置”、“钧著置”与元狩二年夏霍去病进击匈奴路线联系起来似有滥用二重证据法之嫌。霍去病从巴丹吉林沙漠进军河西既可以绕开匈奴,又能有水源保障,其可能性远远大于从河西走廊进军。《汉书》对郑吉初封安远侯年代的记载并无可疑之处。文章认为西汉初,从蒙古高原经河西走廊、西南夷到岭南形成一条民族走廊。南越、匈奴是西汉南北两大边患。匈奴与岭南地区交往密切,巴蜀和西南夷是沟通南越与匈奴关系的桥梁。匈奴问题与诸侯王问题、南越问题、西域问题、诸羌问题等息息相关,汉武帝开河西、通西域、灭南越诸事是汉朝诸帝军事战略上步步行动的必然结果,并非汉武帝一时好大喜功所致。评价西汉边事必须放在汉匈关系的大背景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