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下行，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间持续蔓延，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只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变得尤为重要。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均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多数国家处于经济停滞或经济负增长的状态，而中国经济却实现了全球唯一的正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了动力，这既得益于中国的制度优势，又与中国实行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中国的高质量经济增长经验为世界各国冲出经济泥潭提供了参考。
　　本文提到的高质量经济增长是根据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绿色”、“开放”三点理念加上经济稳定来定义的，其中,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和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因此高质量经济增长在全世界均具有普适性。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逻辑来看，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是分析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高质量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扩展，从制度质量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从不同的制度维度（经济、法律、政治和非正式制度）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质量对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了数理推导。文章使用全球治理指数（WGI）数据库中六项指标评分的算术平均数测度一国的总制度质量并用WGI数据库中各项子指标评分衡量不同维度的制度质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另外，从创新、绿色、开放、稳定四个方面定义了高质量经济增长，并选取相应的基础指标构建综合指标评分衡量高质量经济增长，然后根据理论分析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利用2002年-2017年全球52个样本国家的总体数据以及包括27个发达国家和25个发展中国家的分组数据，分别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探究了总的制度质量和所属不同制度维度的WGI分项指标分别对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总制度质量和WGI各分项指标分别对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对分析。得出结论为：总体样本国家总制度质量对高质量经济增长发挥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对于WGI的各分项指标与高质量增长的回归结果显示，反映社会自由程度的公民参政与问责的指标与高质量增长呈负相关，意味着在样本国家内的社会自由程度较低，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管控较为明显；反映国家政治环境的指标（施政有效性和贪腐控制等）均对高质量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促进的程度较小，说明各国的政治制度需要继续改善；反映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规则质量和反映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法治程序对高质量经济增长也呈现出促进作用，但两者的制度水平仍有待提高。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关的制度建设是合适高质量经济增长的，但制度质量（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非正式制度）对高质量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要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另外，整体发达国家的制度质量（包含总的制度评分以及各分项制度评分）对高质量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要高于整体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需要不断地提升制度水平，改善政府执政质量，健全法治和法律体系，为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奠定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