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总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突破过6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与表现突出的经济总量相比，我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则较为缓慢。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并没有被劳动者充分的分享，“民富”并没有像“国富”那样明显，甚至表现出“国进民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因为无论是贫困还是两极分化都不是共产主义。然而，自那之后，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却是区域、城乡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我国位于国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2012年为0.474）已经足以表明加快收入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必要性。以往我国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也必须向以内需带动经济增长转变。而最后，当前全球的经济并没有在上一轮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这也使的我国的贸易水平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如何提高内需，一个直接且有效的途径就是增加国民的收入。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无疑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的考察对象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所有A股企业，共计985家。众所周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不同的地区间是存在着差异的，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A股企业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本文以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为切入点，在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985家上市A股企业的数据，对上证A股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度量和计算。然后，进一步按照行政区的划分，将这些企业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部分，主要运用统计分析与对比分析的方法，比较了这些企业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同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不同所有制的劳动收入份额、以及相同性质（产业、所有制）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不同地区的表现。以此为基础，我们基于转型的视角，除了比较产业内部、所有制内部劳动收入份额在地区间的差异外，还从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导致上证Ａ股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地区间差异的原因。研究的结果发现，就上证A股企业而言，东部地区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第一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高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国有、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私有、公共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相同所有制、相同产业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其在东部地区显著低于其在中西部地区；从产业层面和所有制层面来说，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产业和所有制，其增加值比重在东部地区都普遍高于在中西部地区。这种结构效应和内部效应共同作用决定了上证A股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地区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