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由少数民族部落转型而来的封建集权帝国,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曾为摆脱部落传统,加强君权,却事与愿违地滋生了女主政治;为实现由胡到汉的转型,本欲援引儒家文化为治国之本,却使佛教借机弘扬传播。由于大乘佛教的发展依托于君主,因此作为文化现象的佛教便不可避免地介入到政治中,当这些元素与女主相碰撞之后,又附加进了女性视角,遂演绎出不易被发现的性别政治与佛教关系一幕。　　 北魏在部落时代已有强势女主出现,但女主与佛教的交合始于文成帝乳母昭太后常氏。常氏以“阿保高宗”而“母仪天下”,易代之际,在她的保护下,文成帝得以顺利即位。文成帝即位之初,常氏曾以保护之功而独揽大权,政治上清除异己,维系了嫡长子继承制,解决了太武帝后期因太子监国而引起的皇权分化问题:文化上吸取道武至太武帝时期与儒、释等非拓跋本土文化磨合的历史经验,果断下令复兴佛法,利用佛教维护皇权,由此确立了“以儒为主,释道为辅”的政治文化格局。昭太后常氏是促成北魏由武功时代过渡到文治时代的关键性人物。　　 文明太后冯氏本身并无子嗣,但她仿效常氏,躬自抚养皇储继承人——皇孙孝文帝,以为母(广义)的情感资本保持并扩大了她作为皇太后的政治权力。她临朝听政后,续夫前志,广推佛法,并用政治手腕处理佛教事件,其一是平定沙门法秀之乱,此事牵及官僚机构的变动及平齐民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二是立僧显为沙门统,此事涉及帝后权力集团的斗争及平城佛教风气的转变。文明太后以处理这佛教事件为契机,调整了权力结构的分配,并推进了北魏汉化改革的进程。　　 灵太后胡氏诞育皇子,解决皇室的继嗣之急是她登上北魏政治舞台的最大资本。易代之际,在宗室与权臣的斗争中,借平息大乘叛乱之机,她以皇权代言人身份幸运胜出;在与宣武帝元配皇后高氏的嫡庶之争中,她为了反庶为嫡,在谋害高氏后又以尼礼葬之,剥夺了高氏皇后的名分,由此树立她嫡妻正后的法定地位。胡太后临朝称制后,奉行“重释轻儒”的国策,尤其表现在不顾时论反对倾国财力兴建永宁寺事上;她对佛教的狂热逆转了北魏前期由昭太后常氏所确立的“以儒为主,释道为辅”的政治文化格局,最终导致北魏在佛教的祈福功德中走向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女主摄政自汉代创制延迄清末,绝非偶然现象,但像北魏这样女主前后相继主导政坛并对政治产生持续影响的情形实属罕见。北魏女主的活跃当与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这其中由两种异质文化激荡而产生的社会现象显得尤为突出,即少数民族的女主传统与外来佛教文化交汇后产生的性别、政治与佛教三者的互动情形。从“性别”、“信仰”、“权力”角度研究女主政治与佛教关系是一条探讨北魏史的新路径。　　 女主政治与佛教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除女性史、政治史、佛教史之外,尚可从艺术史的角度介入这一课题的研究。出现在北魏后期皇家石窟中的帝后礼佛图,形象地反映了帝后礼佛的真实场景。我们可以联系礼佛图与石窟中的礼拜空间,初步了解北魏帝后从出行到拜佛的连贯场景;同时,礼佛图中所显示的严格的仪仗等级制度是儒礼渗入佛教仪轨的表现,帝后礼佛图是揭示北魏性别政治与佛教关系的图像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