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面临日趋严峻的生存危机。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三省，之后又不断扩大侵略范围，中国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为挽救国难，胡适等人创办了政论性周刊——《独立评论》，以阐述其救国之道。《独立评论》体现了典型的理性自由主义，中日关系成为其关注的焦点问题。 以《独立评论》为平台，在1932-1937年间，理性自由主义者详细讨论了纷争不断的中日问题，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轨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胡适等人严厉谴责了日本的侵略，也批评了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但他们更多的关注在于如何解决中日冲突？如何挽救国难？鉴于中日两国的强弱之别，他们呼吁中日谈判，支持政府将中日问题诉诸国联，并主张抵抗侵略。《塘沽协定》签署后，他们理性地支持局部妥协以换取短暂的苟安，督促政府整理未失的疆土，提醒政府在谈判中坚持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原则。华北事变使他们认识到日本人吞并全中国的野心不会改变，于是其对日态度逐渐倾向抗战。在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理性自由主义者前后相随的三种对日态度：和解、妥协和抗战。这三种对日态度的发展演变真实展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与其民族情感相互博弈的复杂而艰难的心路历程。随着周刊的发行及其主要撰稿人的参政入阁，理性自由主义对中国政府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