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及其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沈从文以其特有的方式塑造成自已的典型品格,这种品格是他与整个社会多维联系的结果,只有多角度的观察,才能获得沈从文及其创作品格的全部内涵。现在的沈从文研究分别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到了两种文明的对立;从哲学的角度看到了与“五四”前后思潮的联系;从地域的角度看到了中国社会的不平衡性;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与融汇。虽然已有种种的观察角度,但本文依然尝试着从政治的角度,纳沈从文及其创作于历史中来观察他的小说的嬗变过程,用一条线来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对特定人群的“同化”过程,我采用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论证这一过程。在中国很少意识形态形式能与政治真正绝缘,从诗经的“风刺”传统到“文以载道”以及就连曾标榜在“自已园地言志”的周作人也说一切“言志的”也即“载道的”:“载自已的道是言志,言他人之志是载道。现在想起来,还不如直截了当地以诚与不诚分别,更为明了。”[1]所以说不讲政治本身就包含着最大的政治。从研究中我可以看到沈从文的小说从成熟到中断创作几十年间在小说主流有几次方向性的变化,我概括为:用一个“游离者”的眼光来自叙周围的世界,政治倾向性的产生,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批判,以及沦为时代的话语。在描述的过程中我竭力纳对象于当时的宏观的历史语境,考察这些转变的内外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为文学自足性所做的努力和对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建构时的认同,以及他自身所处的创作困境,所有这些都有作者主观努力掺在里面,因而才有更复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