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陷入了王朝没落的危机之中,内则吏治腐败,人心思乱；外则列强虎视,瓜分在即。随着西学的引入,国家观念也逐渐形成,以强国富民为核心社会变革也成为有识之士的追求。钦定的儒家思想体系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已经不能够应付时局,先进知识分子困顿于报国无术,一方面从西学中汲取精华,一方面从古老的今文经学寻找变革根据,以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晚清变局中,作为经学的异端——今文经学,重新焕发出强大的时代生命力,与社会上变革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先进知识分子援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阐发已见,倡言改革。在晚清变革危局中,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出现,在对今文经学的重新诠释构建的基础上,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冲击了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以扫荡伪经,辨伪古经为目标,冲决旧学之网罗,在重建今文经学基础上改造经学。在为孔经正名的旗帜下,其《新学伪经考》中提出了“六经皆伪”这一惊世骇俗的论断,宣称东汉以来的古文经籍皆为刘歆窜乱,康氏的言论貌似为真经正名,实则宣称了几千年来专制统治者奉为正统的儒家经典悉数为伪经。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通过巧妙的附会与大胆的曲解,将统治者顶礼膜拜的至圣先师塑造为一位热情洋溢的改革者,以托古改制之说为戊戌变法张本。在康有为的改造利用中,古老的西汉经说重新焕发出鲜活的时代生命力,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政治上,康有为倡导的戊戌变法是今文经家经世思想重新崛起的重要标志,他的今文经学思想服务于变法运动,具有直接的政治实践意义。在思想上,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将古文经学全部归为伪经的范畴一概加以否定,在《孔子改制考》中又将六经认定为孔子托古手造的材料,这一理论体系是对中国传统专制统治理论基础的大胆挑战和突破,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在文化上,康有为的“两考”不仅如飓风一般冲破了传统思想的禁锢,更是开启了西潮涌入的闸门,产生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核心义理是对“三世说”与“托古改制”的阐发,乃是在改造利用今文经学的框架下展开的。康有为将儒家经籍作为一种借题发挥的策略和熔铸中西文化的媒介,这既体现了一代改制者拓展前代未竟大业的决心和改造中国政制的勇气,同时又规定着政治哲学的限度与局限。“托古”与“驳杂”是康有为以今文经学所构建的政治哲学的局限所在,一方面,借古言今,难免为古所拘牵；以今范古,又曲解了传统经典。另一方面,今文经学成为康有为思想体系中沟通中西文化的媒介,中西思想与文化在价值源头上存在着深刻歧异,两种异质学说之间的巨大鸿沟,使得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作为会通中西思想的桥梁,所建立的思想体系也有驳杂的弊端。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是近代知识分子呼吁革除旧制、维新变法的思想资源,也是西学冲击下近代思想转型的一个侧影,显露出传统政治与文化艰难融入近代化过程中的轨迹,也是最后一代经学家分崩瓦解的表征,如一面镜子一般清晰地折射出晚清知识分子新旧并陈、青黄不接的思想面貌和学术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