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承载着世界前沿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的FDI在促进先进技术的国际扩散、推动东道国技术进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力引进、利用FDI也就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克服资金短缺与技术“瓶颈”、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资金短缺”和“技术‘瓶颈”’两大难题。因此，为了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大力引进外资就成为我国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一个共识。　　另一方面，在我国现有的权力结构和激励机制下，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在引进FDI的过程中不仅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且地方官员之间也面临着围绕辖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而展开的竞争，辖区的经济发展绩效又作为竞争的重要指标，由此可以认为，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拥有重大决策权的省长、省委书记个人，对引进FDI从而带动辖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有着很强的激励，FDI在各省区的区位选择可能会直接受到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省长、省委书记）的影响。那么，这样的影响是否存在以及影响效应如何？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却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考察地方政府官员对辖区FDI会有怎样的影响。　　在地方政府大力引进FDI的过程中也应该看到，FDI在我国各区域间的分布仍表现出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与内地之间FDI及其所带来的技术溢出与示范效应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因素，而如何化解这一突出问题则成为了当前我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实现区域发展平衡是其中的关键一环，这就要求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相互协调，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过大，不仅会使得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而且落后地区的发展困境最终也会阻碍发达地区的发展步伐。由此也可以看出，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近年来，FDI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如何更好地引进、利用外资来进一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当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制定地方发展规划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如何充分、合理地调动地方引进FDI的积极性以推动经济发展也成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央政府历来重视干部交流工作。尤其是近年来，我国不同区域间官员交流力度在逐渐加大，特别是沿海与内地、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省级地方官员交流（省长、省委书记）已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部署。中央进行省级干部交流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升干部素质和能力，也是为了缩小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差距，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因此，通过地方官员任免机制来影响FDI区位选择，也就成为中央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策略选择;而透过地方官员视角来考察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也便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设计下的研究命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从中央对地方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安排中的官员交流视角出发，考察地方官员对辖区FDI的影响。从地方官员视角研究FDI区位选择，不仅是对现有FDI区位选择理论的有益补充，也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干部人事任免、交流以及晋升制度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本文的重点将是利用我国省级地方官员数据，从官员交流视角出发，系统研究我国地方官员对辖区FDI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将会构造同一官员任职的不同省区和同一省区任职的不同官员相匹配的面板数据，使用倍差法考察地方官员对辖区FDI的影响效应，将官员个人效应从辖区其他固定效应中单独识别出来。并进一步利用不同样本对官员交流效应进行比较分析，更全面地考察影响我国FDI区位分布的官员效应。　　本文的分析主要采用对比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利用省级地方官员数据，运用倍差法研究交流官员对辖区FDI的影响，并将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官员效应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搜集整理1985至2012年在各省任职的省级地方官员（省长、省委书记，直辖市市长、市委书记，自治区主席、党委书记）资料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统计资料，对该数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对地方官员行为理论假说的构建。现有文献已经指出，地方政府官员对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激励，这一激励则主要来源于地方官员之间围绕辖区发展而展开的竞争。这一激励同时也直接反映到了地方官员的招商引资行为当中。考虑到FDI在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地方官员将会最大程度发挥其个人影响力并作出巨大努力，吸引更多FDI以促进其辖区的经济发展。　　将我国地方官员交流视为一个自然实验，以此考察地方官员交流效应，并在倍差法构造的模型中加入其它控制变量，由此得到本文研究的实证模型。　　使用计量方法对官员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将官员个人效应从辖区的其他固定效应中单独识别出来，将对采用倍差法构造的模型进行估计，并对估计结果进行相应分析。　　对研究样本进行调整后，重新对模型进行估计。调整过后的样本包括稳健性样本、弱内生性样本以及全国对照组样本。以此检验本文所研究的官员效应的稳定性。　　对官员效应实证结果的分析。通过实证模型估计官员效应后，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该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探讨，总结不同样本估计结果的异同。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在引言部分将引出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和研究对象，并简要介绍当前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背景、在对该问题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本文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本文研究将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思路和贡献;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该部分参考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主要从FDI区位选择理论和地方政府行为理论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在重点介绍国外相关文献研究最新进展的基础上也会阐述国内该项研究的现状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三部分是理论假说的构建，将从官员晋升锦标赛、晋升资格赛与辖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等方面展开论述;第四部分是干部交流工作的简介与回顾，将主要介绍我国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历程，并着重关注我国干部交流制度的改革历程并揭示其具有的重要意义;第五部分是实证模型;第六部分是数据说明;第七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最后是本文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地方官员对辖区FDI流入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也就证明了我国地方官员在交流到某一地区后，确实积极推动了当地的招商引资活动，从而显著地影响了辖区的FDI流入量。本文接下来对这一官员效应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稳健性样本、弱内生性样本和全国对照组样本检验，检验结果也证实了本文所考察官员效应的稳定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当前干部交流工作的开展及改革、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推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地方官员交流工作的实施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就我国地方官员在招商引资活动中的个人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也证实了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说，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拓展了当前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范围，也为往后的深入分析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点:首先，更全面地考察了地方官员效应的激励机制，在干部绩效考核标准发生变化的当前，本文将更加充分考虑到地方官员激励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其次，将采用倍差法单独识别官员的个人效应;再次，使用了省级官员交流数据检验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官员效应;最后，在考察官员交流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全国对照组样本、弱内生性样本检验和稳健性样本检验，使本文的官员交流效应实证结果更具稳定性。　　本文从省级地方官员视角出发考察了地方官员对辖区FDI的影响效应，但是在官员个人效应发生作用的方式、具体的实现路径以及不同类别的地方官员（省长与省委书记）的效应差别等方面还没有作出详尽的分析，这也是下一阶段的研究将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