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那些改变经济结构的变迁过程在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是决定性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迁，一方面表现为新的尘产方式出现，另一方面表现为新的生产方式对旧生产方式的解体作用方向和解体作用大小。对于解体方向而言，则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对于解体作用的大小特别是新的生产方式能否达到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而言，首先取决于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其次，在现代化理论看来，它还取决于新的生产方式组织者动员各种资源以追求新目标的组织能力。 1840—1949年近现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是立足于深厚的传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前提基础上的。从人类社会文明史角度来讲，传统中国经济社会的农业文明，它应该追溯到中国原始社会。大禹治水与大禹为帝和大禹及其子启肇始传统中国专制经济社会是由其深刻的内在联系。农业文明的治水和救灾的两大主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当时的生存和发展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它又有九曲黄河的自然地理因素支持，因此家天下的国家专制经济社会成为必然。而安土重迁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这样一来，以自然经济结构为基础的国家专制经济社会必然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整体上高度依赖政治力量，而不是依赖科技和生产力要素自身。第二，农业文明的个体因子——“马铃薯社会”下的个体农民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高度依赖个人智慧和家庭劳力，在超强国家专制政治力量面前，失去了联合起来整合经济发展力量的自觉性。第三，几千年来国家专制与个体农民之间的博弈形成了衡平的经济社会发展制度。这包括“以吏为师”与科举制度并存；“普天下莫非王土”与土地卖买自由制度并存；抑商和容商并存。这些特征及其制度，有效地抑制了传统社会的变革力量——商人资本在中国的发展。传统中国经济社会自身缺乏发生现代性变革的土壤和环境，这就是它不能成为早发内尘型现代国家的结症。 外来资本主义成了启动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但是尽管外来资本主义有超越传统中国专制政治力量的政治力量，有优惠的条约政策，优质的资本种子等等，然而其商品贸易和外资企业这两种主要的经济手段，既主要限定在通商口岸、租界为主要阵地的狭窄的“T”形地带，又在经济总量对于整个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因而没有对传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的解体作用。究其原因，则是外来资本主义奉行的是一条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其本性的决定。这一条道路在目杯上不是为着中国现代化发展，在实际运作当中又极力维护传统中国国家专制这个工具以获取最大利益，这就在目标和运作两个主要方面都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相夫调。这种山本性所诀定的先天失调，其结果只能是在传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中一个狭小的“T”形地带造就一个“飞地经济”和“洼地经济”，成为吸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生力量，掠夺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控制中国经济发展权力的恶魔。这就决定了外来资本主义不可能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导者，而且在一定程度还是一种阻碍力量。 在外来资本主义冲击和示范作用下，认同现代化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创了本土的资本主义道路。依照资本积累的方式，本土资本主义可以分为权贵资本主义和民间资本主义，这是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它直接不同于从阶级斗争角度划分出来的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在救亡的历史使命下，器物层面的防务现代化导致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诞生。这是一种依靠既有政治势力、借助既有政治资源，较少依赖理性和平交换机会来获利的资本，这是传统中国专制主义中最恶劣的专制政治与现代资本主义中最表层的器物层面的结合，因而这种资本及其现代化犹如马与驴子的杂交而生成的不能往下繁殖的骡子一样，是一种骡子型的现代化，它的保守性、军阀割扼和压制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繁荣是其本质的特征。它无意解体传统经济社会结构，因而它也无法主导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障碍。民间资本则厂创出了民生现代化的整体性格，但是由于其与外来资本、权贵资本、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既依附又断裂的经济关系，使其缺乏了把握自身资本积累过程的能力，缺乏规避经济风险的能力，削弱了财源基础，这样就决定了民间资本在面向大洋、背向内地的依附式发展道路上越往前行越没有加速力。总之，本土的资本主义这种越发展越乏力的特征，决定了它们无法主导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不能主导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原因：资本主义外力先天失调，本土资本主义后天乏力。同样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召唤中国人民走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康庄大道。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