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议程是整个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政策议程的开启意味着某一社会问题上升到政策问题的高度,意味着政府决定运用手中有限的资源来加以解决这一政策问题。因此,政策议程的设置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从决策角度上看,整个政策过程大致有两个决策点,一个是“前决策”点,一个是“后决策”点。前者位于社会问题和政策问题之间,即决定何种社会问题要被列为政策问题,进入政府议事日程;后者存在于政策规划和政策决策之间,即在众多解决方案之间要做出一个最终决策,这个最终决策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政策科学发展至今,对于“后决策”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前决策”研究似乎寥寥无几,“前决策”在人们眼中就似乎是一个“黑箱”。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打开“黑箱”,探索政府为什么决定选择这个问题来加以解决而不选择其他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上看,政策议程研究发展大致需经历两个社会阶段,相应会产生两种政策议程设置范式。两个阶段分别是管制型社会和治理型社会,在这两种社会下产生的两种范式分别是管制型(封闭型)政策议程设置范式和治理型政策议程设置范式。本文将首先对管制型议程设置范式进行描述性和规范性分析,随后将对治理型议程设置范式展开详尽论述,在此选择美国政策学家约翰·金登提出的多源流理论作为治理型议程设置范式的理论基石。金登的理论主要基于三个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通俗来讲,问题源流聚焦的是政策问题的实质,它主要是指危机事件,通过对危机事件的研究来将具体的社会问题概念化为政策问题。政策源流考虑的是政策问题解决的技术可行性、技术可运用性以及公众对于解决方案的可接受程度等方面。为了增强多源流理论的理论说服力和实践适用性,本研究运用了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的案例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终结,通过对我国终结劳教制度这一案例的多源流解读,一方面是将多源流理论“中国化”,另一方面,也是扩充和丰富多源流理论的具体内涵。通过对多源流理论的描述性分析、规范性分析和实证分析后,本文的落脚点是运用多源流理论来推进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优化。对此,本文也是基于多源流的视角,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者的角度来探析推进路径,整体推进的逻辑思路是从事件本身——外界参与——政治氛围这样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思路,即首先要完善问题触发机制,其次要鼓励政策主体参与,再次是塑造良好政治氛围,最后是推动多源流耦合这样一个层层深入、逐级展开的基本路径。本文通过对于多源流理论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将对我国政府政策议程设置的合理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建设性意见,进一步推进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