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2018.12)在20世纪60年代登上文坛，是“新浪潮作家”的代表人物。《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奥兹在2002年发表的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该小说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背景从20世纪40年代英国托管时期的耶路撒冷、50年代以色列建国初期的基布兹，一直拓展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相较于奥兹之前的长篇小说，背景设置上更为宏阔，不再局限于耶路撒冷和基布兹。小说主人公以奥兹为原型，从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回忆叙事，以克劳斯纳与穆斯曼两大家族三代人的家族叙事为主线，整个犹太民族近百年风起云涌的民族叙事为背景，内容繁复，思想深邃，蕴积了阿摩司·奥兹六十年来对政治历史、民族命运、家庭、文化传承、受难者命运等诸多问题的严肃思考。本文以克劳斯纳家族一脉的祖辈、父辈、子辈的流散记忆、创伤记忆、文化记忆为研究对象，集中探讨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三代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
　　绪论部分包括对阿摩司·奥兹及其长篇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简介，提出论文研究的问题，综述国内外《爱与黑暗的故事》及奥兹小说创作的研究现状，阐明论文的创新与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从大流散记忆的角度，探索克劳斯纳家族的祖辈亚历山大·克劳斯曼及其妻子施罗密特·列文的身份。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历山大与妻子施罗密特寄居在当时隶属于俄国的文化都市敖德萨，受寄居国浓厚的欧洲文化氛围影响，经受过欧洲文明洗礼的亚历山大和施罗密特都是热诚的亲欧人士。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欧洲犹太人命运的两大社会思潮分别是一直存在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愈演愈烈的反犹主义思潮，另一个则是致力于犹太民族复兴并鼓励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祖辈虽然是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者，但作为亲欧人士，他们并不想离开欧洲前往贫穷落后的巴勒斯坦。而在反犹主义运动的逼迫下，祖辈才被迫回到巴勒斯坦。反犹运动带来的心灵创伤与艰难的巴勒斯坦生存条件带来的冲击改变了祖辈的身份认同。亚历山大爷爷在精神层面完成了从亲欧人士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过渡。而施罗密特奶奶则在中产阶级身份向难民身份的落差中走向消沉。
　　第二章从创伤记忆的角度研究阿摩司·奥兹的父亲阿里耶，母亲范妮娅二人的受难者身份。反犹主义迫害给成长过程中的阿里耶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也进一步强化了阿里耶身为犹太民族一员作为“替罪羊”的身份认同;而犹太复国主义否定大流散的历史记忆范式及其对奥兹的伦理关怀迫使受难者阿里耶选择将这段创伤记忆埋藏在心里，成为了幽闭的创伤。对范妮娅·穆斯曼的身份认同产生深刻影响创伤记忆主要包括及母女伦理关系中的心理创伤及反犹主义运动、阿以战争中的死亡记忆带来的精神创伤。而范妮娅作为犹太女性的身份，加剧了创伤记忆造成的伤害，也成为了触发范妮娅自杀选择的诱因。
　　第三章分析从个体记忆的角度，分析阿摩司·奥兹在不同阶段身份认同的变化。受国家否定大流散、推崇拓荒者精神，建构“新希伯来人”形象的国家记忆的影响，童年的奥兹渴望逃离克劳斯纳家族旧式犹太人身份的影响，前往基布兹过拓荒者的生活;母亲自杀与父亲的出轨及再婚改变了原有的家庭伦理架构，也迫使奥兹的身份从完整家庭中“被爱的儿子”变成了新家庭中“被抛弃的孤儿”，为了逃离这种身份奥兹选择背叛父亲前往基布兹;基布兹的边缘人身份带来的苦闷诱使奥兹回归文学创作，受《小镇畸人》的启发，完成了从亲欧人士向犹太民族身份的过渡，并最终在犹太民族作家的身份中完成了与家庭、民族的和解。
　　最后为结语部分，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占据舞台中心的是一群在第三次阿利亚期间迁往耶路撒冷的东欧犹太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到英委托统治时期的耶路撒冷，从第一次阿以战争期间的耶路撒冷延伸至建国以后的基布兹，奥兹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展现了两大家族不同代际的犹太人如何在重大的社会思潮面前，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又是如何为了实现自我的身份建构做出艰难的伦理选择。从这个层面上，《爱与黑暗的故事》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展现20世纪在欧洲反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浪潮中被迫返回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人及其第一代子孙的身份变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