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F激酶是RAS/RAF/MEK/ERK信号通路(MAPK)的成员，其蛋白异常活化是癌症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改变是BRAF激酶的突变，约占人类肿瘤的6％。超过90％的BRAF突变都是600位缬氨酸(V)替换为谷氨酸(E)，以BRAFV600E为靶点的个性化治疗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已经有两个选择性RAF抑制剂vemurafenib（威罗菲尼）和dabrafenib（达拉菲尼）被多个国家批准上市用于晚期转移性和不可切除的黑色素瘤的治疗。然而它们的副作用及耐药问题阻碍了进一步临床应用，亟需寻找新骨架或新机制的解决耐药的RAF抑制剂。在第一章中，我们结合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合成了二氟乙炔苯磺酰胺类选择性RAF抑制剂，并进行了广泛的结构改造，详细的构效关系研究，体外和体内抗肿瘤生物活性研究。化合物在低浓度下抑制BRAF激酶活性，选择性抑制携带600位氨基酸突变BRAF激酶的肿瘤细胞增殖，对携带野生型BRAF激酶的细胞株没有活性。新型RAF抑制剂对转移性黑色素瘤病人来源的原代肿瘤细胞系(NZM20，NZM07)也有良好的抑制活性。药代性质较好化合物1-2s在含有486个激酶的全激酶谱测试中显示出优异的选择性，并能剂量依赖性抑制COLO205嫁接瘤的生长，可以作为候选化合物进行进一步研究开发。　　对上市RAF抑制剂耐药机制的详细研究表明，RAF抑制剂与其它激酶抑制剂的耐药机制不同，不是由单一机制主导的，而是由多条信号通路介导，多种不同蛋白的快速改变引起的结果。对癌症普遍使用的耐药机制研究表明，癌细胞能通过表观遗传学组蛋白乙酰化修饰的改变，引起基因表达谱的快速动态变化，对治疗产生适应性，引起耐药。我们推测，同时抑制HDAC（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可以把癌细胞的表观遗传学性质锁定在某一特定的状态，在源头限制癌症的对RAF抑制剂的适应性，从而克服RAF抑制剂的耐药，延长病人对药物的响应时间。HDAC抑制剂还能通过改变非组蛋白的乙酰化状态，与RAF抑制剂产生协同抗肿瘤作用。在第二章中，我们以HDAC抑制剂SAHA和RAF抑制剂dabrafenib为起点，采用了药效团拼接的方法，设计合成了新型异羟肟酸脂类RAF/HDAC双重抑制剂并对化合物三个位点进行了详细的构效关系研究。结果显示linker部分的改造不影响BRAF激酶的抑制活性，当链长度为7个碳原子的饱和烷烃时，HDAC1和HDAC6的抑制活性最优。同时，我们对噻唑-2-位的取代基R1和磺酰胺取代基R2进行了结构的变换，活性相对较好的化合物2-7h对BRAF，HDAC1，HDAC6的IC50分别为3.5nM，40nM，20 nM，可以作为工具分子进行RAF和HDAC联合应用的生物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