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建立包含内生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以揭示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和地区收敛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地区增长收敛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证分析，探寻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及其作用机制，提出促进地区增长收敛和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是新制度不断替代旧制度的效率改进过程，以政府为主的制度提供者从制度变迁中受益并为此支付创新成本，地区经济结构、政府偏好、政府创新能力、与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和中央政府政策等因素都会影响制度创新的效率和速度，从而决定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变化趋势。　　 首先，本文的内生制度变迁增长模型分析表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以及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政府决策与经济中其他因素相互影响的内生结果，制度创新效率递减和多重稳态均衡是经济增长收敛的关键机制，而且地区经济结构等因素能够决定稳态水平和长期增长率，因而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地方政府行为和财政税收等政策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　　 其次，开放条件下的两地区内生制度扩散模型表明，落后地区能够利用低成本的制度模仿实现阶段性更快增长。但是赶超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其制度模仿能力以及各地区间的经济关系，如果不能成功实现基础性关键制度变迁或者地区间竞争效应大于合作效应，那么整个经济可能分化为发达的高增长俱乐部和不发达的低增长俱乐部，制度创新能力较差的落后地区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会越来越不利。　　 再次，本文的数值模拟分析表明，改革初期的地区差异扩大是渐进式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此后的地区收敛依赖于制度扩散和制度效率外溢两个关键机制，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落后地区才能通过制度模仿实现经济赶超，但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政策变量来调整制度变迁和扩散进程，从而改变经济增长和地区差异的变化趋势。　　 最后，本文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证明，制度扩散和制度效率外溢是中国转轨过程中地区收敛的关键决定机制；制度效率对中国地区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大，是形成俱乐部收敛的主导力量；而资本投入虽然对地带内部差异有一定影响，但并不能决定各地区总体差异和三大地带之间差异的变化趋势；技术效率和人力资本对地区影响相对较小，技术扩散和人口流动等等缩小地区差异的收敛机制还有待发挥。　　 综合以上发现，本文认为促进各地区经济收敛的关键在于两方面努力：一是提高落后地区的制度创新能力，促进落后地区自身发展；二是构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加快制度扩散与模仿。因而中央政府应当积极推动地区政府转变职能、引导各级政府关注民生、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健全区域分工合作机制、扩大落后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地区间劳动力流动，让各地区充分分享改革的成果，以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