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积极性大大增强,农民收入增多,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之我国加入WTO,把小规模分散的农户迅速推向了瞬息万变的市场,导致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日益严重。面对新的形势,如何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既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实践表明,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组织化是组织主体依据一定的原则,采取不同方式将具有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经营分散、经济实力较弱、科技水平低等传统职业特征的农民转变为有组织地进入市场与社会,并且能够获得与其他阶层同等待遇的现代农民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形式在我国农村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制度安排既蕴涵着中国农村社会中制度需求的极为复杂的利益诉求,又具有中国农业与农村制度供给的极为特殊的约束条件,更隐含着中国农民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景。再看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凡是受市场经济支配的农业,都存在农民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社),而且这种组织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可以说,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是农民的组织化问题,而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又依赖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和发展。我国农民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响应获利机会的同时,产生了对新制度安排的需求。于是,在探索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与发展,是当前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为指导,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主要分析工具,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对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历史演进以及发展现状给予一个比较系统的制度解释。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部分。首先提出问题,论述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指出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然后,介绍了国内外合作经济思想与研究进展,阐述了各个学派关于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观点。之后归纳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在全文中各个部分章节中的体现。最后对制度、组织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是制度变迁视阈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选择要素分析。首先,依据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分析了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包括制度需求理论和制度供给理论,说明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共同作用,导致了制度变迁。进而又分析了影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要素,包括农产品特征要素、组织成员要素和制度环境要素。通过分析得出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就整体而言是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内生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第三部分,是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演进及动因分析。首先分析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包括三个阶段: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以前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及人民公社阶段;二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初步改革阶段,主要是家庭责任制实行以后到1993年这段时期,三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改革的深化阶段,即从1993年至今。其次分析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动因,在分析初级社在初期成功的原因时运用了博弈论模型,包括两人博弈模型和多人博弈模型。得出了初级社初期成功的原因是,初级社内部的产权制度保证了农民权利的实现,调动了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在分析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原因时,依据了产权结构理论,并且引入了一个以工分制为分配方式的生产队模型。得出一个生产队要有效率,对社员的监督和计量其努力水平是至关重要的。产权的变更又使耕作制度的历史变迁成为现实。最后,归纳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特征。第四部分,是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安排及缺陷。首先,结合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国际合作社规则,界定了它的涵义,并分析了它与传统农民合作组织的不同。其次,分析了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本质和类型。列举出我国现在已经存在的几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并且把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比较,分析共同点和不同点,从而得出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对我国的一些经验启示。同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安排绩效和制度缺陷。接着对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安排的绩效进行了分析,包括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两方面。最后,讨论了由于产权结构缺失、组织内部结构不合理、政府职能不完善和法律制度缺失等影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五部分,是以制度创新促进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这一部分是规范性的分析,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策略。在第四部分的分析基础上,提出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依赖于制度安排的重构和完善,进行制度创新,既要发挥政府组织创新方面的主导作用,也要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创新。本文的主要结论:(1)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因素。我国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并且随着中国加入WTO,农业面临着来自国际竞争的考验,因此,加快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改变农民单家独户进入市场的局面,有效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增加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2)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仍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虽然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有了很多创新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农民自身因素、农民组织自身的缺陷以及制度环境因素仍制约着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仍不发达,许多情况下农民无法可依。但是,我相信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前景仍是乐观的,农民会运用自己的智慧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国家也会越来越重视农民合作组织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制度环境。(3)农民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单纯行政关系。当政府行为与农民利益相冲突时,农民组织应发挥协调沟通作用,为农村和谐、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长远利益创造条件。政府应该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脱离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功能应该定位于:维护公平、公正原则,提供符合市场经济运转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为农民组织的建设提供制度与政策服务。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1)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2)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把平等、信任等非正式契约要素纳入合作博弈经济模型的分析框架中,对农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和交易频率进行理论分析。(3)系统分析了政府制度供给、相关利益主体和立法导向等制度环境问题,对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环境的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解说。相对于本文的创新,本文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主要有:(1)从选题看,论文的题目很大,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论文中难免写作粗糙之处,不少地方还有待深入;(2)本文虽然对我国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特征、发展历程与现状等进行了系统分析,但对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未来如何发展方面还很欠缺,希望日后有机会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