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服务业具有较强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有效地带动三次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大力发展的产业。然而,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特别是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进行,高端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而集聚发展则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以高端服务业为研究对象,以高端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集聚效应两个方面为主线,运用新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高端服务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集聚效应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验证。在理论方面,结合高端服务业特点对知识溢出双增长模型(KSIBI模型)做了两点修正,一是将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广义的运输成本修正为信息传递成本;二是修正了KSIBI模型中有关知识溢出函数的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高端服务业集聚形成机理与集聚效应的理论框架。模型表明,高端服务业分布的稳定状态与贸易自由度和高端知识溢出程度有关。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高端服务业的分布依次经历三个阶段:对称均衡;对称均衡和核心—边缘均衡共存阶段;核心—边缘均衡。对称均衡时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促进高端资源和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在核心-边缘均衡时,高端资源和经济的增长速度与贸易自由度无关。核心-边缘均衡时的高端资源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均大于对称均衡时的高端资源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说明高端服务业的集聚提高了经济增长率。此外,对称均衡与核心-边缘均衡条件下,高端资源增长和经济增长都与高端资源开放度、贸易自由度、劳动力数量和市场支出份额正相关,而与资本折旧率、产品间替代弹性、资本收益率的折现率负相关。另外,在贸易自由度值不变的情况下,高端知识溢出程度的增加,将导致高端服务业的分布由集聚状态转为分散状态。同时,模型还证明了在高端知识不完全扩散时,高端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在保持高端服务业集聚程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提升区域间高端知识的外溢强度,可以促进整个经济体现代制造业升级速度的提高。在实证方面,一是对高端服务业及分产业集聚度的衡量。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赫芬达尔系数,改进的空间集聚指数,从省级层面衡量了2003年以来我国高端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高端服务业及其分产业的集聚水平不高,集聚程度提升不显著,近年来甚至出现下降趋势;在绝大多数年份中,高端服务业分产业的集聚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研发服务业、金融业。分东、中、西部来看,高端服务业及其分产业的集聚度在东部均为最高,表现出以东部为核心,中西部为外围的分布结构。二是基于构建的理论模型基础上,提出了高端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假说,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面板数据方法对我国高端服务业及其分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和验证。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域间高端服务业及其分产业集聚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而且各个因素对高端服务业及其分产业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一定的差异。三是高端服务业集聚效应方面,立足高端服务业最本质的功能,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升级出发,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面板数据方法对高端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和高端服务业集聚促进自身产业竞争力提升进行定量分析和验证。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升级在省级层面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且其空间正相关性主要表现在区域间的相关性上,相邻省域间形成了较强的空间依赖作用;高端服务业及其分产业集聚度的提高均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升级,且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地区的差异上,在时间维度上并不明显,高端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我国各省域间高端服务业及其分产业竞争力存在明显空间正相关性,在省域间两极分化明显,总体呈现一种低端集聚的现象;我国高端服务业或其分产业集聚度的提升不管是在空间层面还是时间层面均显著地促进自身竞争力的显著提升,而且在时间层面提升更加显著。同时验证了部分控制变量对制造业升级和高端服务业及分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促进中国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的创新点是:理论方面,重新界定了高端服务业的概念,利用新经济地理理论,通过修正知识溢出双增长模型构建了高端服务业集聚形成机理与集聚效应模型,为研究我国高端服务业集聚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实证方面,在纳入空间效应前提下,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分别对我国高端服务业集聚的形成机理与集聚效应进行验证,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为促进我国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