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全球化”的理论视角,在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文学叙事与二十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文学叙事的比较中,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探讨二十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小说”作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站位姿态、精神向度及其使“改革小说”呈现的风貌和样态,进而为二十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小说”进行文学定位。本文共分三章,前两章从横向的角度深入探讨作家分别在二十世纪80年代、90年代“改革小说”中的站位姿态和“改革小说”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第三章通过“国族意识”、“社会问题小说体式”、“网”的文学意象等纵贯点对二十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小说”进行纵向的深入透视。在对二十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小说”进行纵向透视时,将其纳入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视野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试图寻求80、90年代“改革小说”在对中国现代化进行文学表意时的局限性以及突破的可能性。本文的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在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所特有的开放心态和自主意识。由于中国强烈的世界中心意识、建国三十年来的主权意识以及在西方列强长期的侵略中所产生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使这一时期的“改革小说”表现出浓厚的民族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进城、出国”的文学叙事和审美表意实践,这一时期“进城、出国”的文学叙事在接续上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中“个体”话语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守护民族身份和政治认同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倾向。这一时期的“改革小说”作家在对改革现场进行文学叙事时采取了站在现在,既朝向未来又回望过去的站位姿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改革小说”作家在经济层面支持、欢呼现代化,在文化层面有表现了强烈的文化守成主义的精神向度,从而使此时的“改革小说”在表现强烈的个体自我实现的精神向度的同时也表现了强烈的回乡、回国的“家园”意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改革小说”由于其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文学表达,参照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国人的启蒙精神,相对于伤痕、反思文学而言审美方式和叙事范式的转变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方式和向度的审视与反思使其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真正发端。本文的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在中国卷入“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改革进程中各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断凸显的情境下,二十世纪90年代“改革小说”作家的站位姿态以及这一时期“改革小说”所呈现的样态。二十世纪90年代的“改革小说”与80年代相比更具有全球文化景观的特点。或者也可以说,二十世纪90年代的“改革小说”相对于80年代的“改革小说”而言,既表现出新的变化也是80年代“改革小说”作家站位姿态和审美风貌的延续。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改革小说”中除表现出特有的怀旧情绪外,由于人性的退宿出现了“个人叙事”、“空间叙事”、“境遇叙事”等新的审美特点。而这些叙事特点又共同加入到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浪潮之中,读者或受众的阅读“趣味”和“惯习”也成为90年代“改革小说”审美风貌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在90年代的改革场景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官场成为具有极大审美言说空间和文学叙事的生长点。在对“官场小说”分析中,本文指出此一时期官场叙事由于对官场的信任危机而表现出对国家伦理和人民伦理的双重超越。本文的第三章主要选取了贯穿于二十世纪80、90年代“改革小说”中的重要叙事因素展开论述：第一节主要论述了二十世纪80、90年代“改革小说”中“国族意识”的淡化,指出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扩张和渗透,“改革小说”对“国族意识”的文学表达日益淡化。从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到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林珠”；从谈歌《大厂》中的“吕建国”到曹征路《那儿》中的“朱卫国”,表现了“改革小说”叙事中由“国家伦理”到“社群认同”再到“社群认同”的危机这一“国族意识”不断被弱化的发展脉络。第二节深入探讨了“改革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小说”文体形式的特点。通过将二十世纪90年代“改革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小说”体式与上世纪初的“问题小说”、西方的“新闻小说”以及中国的“古典小说”进行比较,分析了此一时期“改革小说”由于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过于关注所表现出来的不足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第三节分析了贯穿于二十世纪80、90年代“改革小说”中的“网”的文学意象,指出了“网”的文学意象所包含的时代文化内涵和作家的思考向度。从二十世纪80年代“改革小说”中“网”的文学意象到90年代“改革小说”中“怪圈”、“圈套”、“黑洞”等文学意象的转变包含了作家对这一时期改革进程中阻力因素的深入发掘以及由于“网”的思想观念的确立使“改革小说”在叙事方面所产生的新的变化。本文指出“改革小说”作家“网”的观念的确立源自作家对自我规划和促进社会进步信心的丧失,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改革小说”表现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本文的结语部分是对“改革小说”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理性审视和文学定位。通过“全球化”的理论视角,本文将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小说”与前两次中国现代化的文学叙事进行比较,指出这一时期的“改革小说”作家由于缺乏建立在与西方对话基础上的面向未来的站位姿态,导致作家在关注现在的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回望过去的怀旧意识。作家这种回望过去的站位姿态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表现为浓重的“家园意识”、在90年代的“改革小说”中表现为浓重的怀旧意识。由于二十世纪90年代的“改革小说”处于比80年代“改革小说”更为复杂的历史情境,因而80年代“改革小说”中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体叙事”、“时间叙事”为90年代“改革小说”中的“怀旧叙事”和“空间叙事”、“私人叙事”所取代。而且,由于此一时期“改革小说”中的“改革者”处于更为复杂的改革现场,因而90年代的“改革小说”开始吸取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学叙事方式,在一种对“现在”的强烈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精神守护中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政治谈判、协商,从而表达了这一时期“改革小说”作家对现代性的审视和反思。总的来说,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方式和向度,“改革小说”作家对现代性的审视和反思,二十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文化因素,中国传统文化负面因子的渗透,改革进程中种种社会问题的凸显,“网”的观念的确立,作家自身由于其思想观念和审美范式所采取的站位姿态共同决定了这一时期“改革小说”的风貌和样态。同时,二十世纪80、90年代“改革小说”中的“改革精神”、悲剧精神以及“后革命”时代再政治化的努力成为此后文学应该继承和发扬的重要文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