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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随着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竞争的日益激烈,房价物价的攀升,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日益增大,尤其是一线大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已表现的越来越严重。其中以抑郁症的发病率上升最为明显。抑郁症十分常见,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表现,可对个体的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危害,甚至引发自杀,而对于社会而言,将产生严重的医疗经济负担。公司职员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其心理健康状况不容忽视。而目前针对于该人群的研究较少,研究者更多的关注大学生、中学生、老年人等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因此,关注公司职员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根据该类人群的特点,结合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早期预防,早期干预,从而提高其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目的本研究为对北京地区公司职员人群心理健康状况的评测,以综合量表为筛选手段,对该人群的心理学变化特点进行评价,同时对量表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探讨导致该人群产生抑郁症状的主要因素,提出相关建议与对策,维护该人群的心理健康。研究方法2010年9月～2011年12月间对590名北京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公司职员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中国生活事件量表(LES)及大五人格问卷(Neo-FFI).结果1403名公司职员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7.54%(CES-D得分≥16分),其中可能有抑郁症状者占37.84%,肯定有抑郁症状者占29.73%,重度抑郁症状者占32.43%；2不同亚群公司职员CES-D量表得分比较显示,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态、参与体育锻炼与否、进行自我保健与否的公司职员的抑郁症状检出率及CES-D量表分数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20-29岁、未婚、不参加体育锻炼、不进行自我保健的职员抑郁症状检出率高,CES-D量表分数高；不同性别、不同月收入、不同学历、吸烟与否、饮酒与否、是否是北京出生的公司职员抑郁症状检出率及CES-D量表分数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3有抑郁症状与无抑郁症状公司职员WHOQOL-BREF量表得分、LES量表得分、负性生活事件分数、大五人格问卷中的情绪稳定性、外向性、随和性及责任心评分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有抑郁症状的职员LES量表得分、负性生活事件得分、情绪稳定性(神经质)得分高于无抑郁症状职员,同时他们的WHOQOL-BREF量表得分、外向性、随和性及责任心比无抑郁症状职员差；4不同抑郁程度的公司职员WHOQOL-BREF量表得分、生存质量总评、生理心理领域评价得分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可能抑郁者WHOQOL-BREF量表得分、心理领域评分最高,肯定抑郁者生存质量总评最高；其LES量表得分、负性生活事件得分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5不同亚群公司职员WHOQOL-BREF量表评分比较结果显示,不同月收入的公司职员的生存质量总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月收入6000元以上总评最高,3000元以下最低；不同婚姻状态的公司职员对WHOQOL-BREF量表评分、生理、心理及环境领域的评价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已婚职员的上述评分好于未婚职员；不同学历、不同出生地的公司职员WHOQOL-BREF量表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6公司职员中发生频率最高的5件事为：工作学习中压力大41.44%、对现职工作不满意34.99%、恋爱或订婚32.75%、住房紧张27.79%、开始就业26.30%。不同年龄的公司职员LES量表得分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20-29岁的职员该量表得分最高。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态公司职员生活事件得分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7CES-D量表评分与WHOQOL-BREF量表评分及各维度评分成显著负相关(P<0.05),说明CES-D量表分数对生存质量总评、健康状态总评及各领域均有显著影响,抑郁症状越显著,生存质量总评、健康状态总评及各领域的评价越低,其中抑郁症状和心理、生理关系最为密切；8LES量表中负性生活事件得分与WHOQOL-BREF量表评分及各维度评分成显著负相关(P<0.05),其中对环境和健康状态总评的影响最显著；9LES量表中负性家庭生活事件得分与WHOQOL-BREF量表中的生存质量总评、健康状态总评及除去社会关系的各维度评分呈显著负相关(P<0.05),而与社会关系领域评分无显著相关性(P>0.05)；负性工作学习生活事件得分与WHOQOL-BREF量表总评及各领域得分均成显著负相关(P<0.05),其中心理、生理领域与负性工作学习生活事件关系最为密切；负性社会交往生活事件分数与WHOQOL-BREF量表健康状态总评、心理及社会关系领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P<0.05),与生存质量总评及生理、环境领域得分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其中健康状态总评与负性社会交往生活事件关系最为密切；10LES量表中的负性生活事件得分与CES-D量表得分成显著正相关(P<0.05),说明负性生活事件对公司职员的抑郁症状有显著影响,其中负性工作学习生活事件对公司职员的抑郁症状影响最为显著；11NEO-FFI量表中情绪稳定性、外向性、开明性、随和性和责任心五个维度得分与CES-D)量表得分均呈显著相关关系(P<0.05),其中CES-D量表分数与情绪稳定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与其他四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而情绪稳定性得分与CES-D量表分数相关度最高,说明公司职员的情绪受到其人格特征的影响,情绪稳定性的程度对其情绪影响最显著。结论1北京地区公司职员人群心理健康状况不容忽视,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课题组此前调查的农民工群体及在京大学生群体,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2公司职员抑郁症状同年龄、婚姻状态、参与体育锻炼、进行自我保健、负性生活事件、负性工作学习生活事件、个性中的情绪稳定性、外向性、随和程度及责任心有密切的关系。公司职员的生存质量同月收入、婚姻状态、负性生活事件、抑郁症状密切相关。年龄不同,公司职员的生活事件有显著差异。3建议从公司、个人、家庭、社会四个不同的层面,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公司职员人群心理健康。调查过程中,出现公司职员人群对抑郁症等精神疾患的高度关注和不适度恐慌,提示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精神疾患预防工作的急需和必要性；建议加强正面宣传和专业引导,以提高我国公众对抑郁症等精神疾患的认知度和正确防范意识,尤其是强化早期防范及早期干预心理认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