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称呼往往是传递给对方的第一条信息。随着语境、心理等因素的变化,称呼的选用往往也要发生变化,即在相对大小的一段话中,对同一说话对象变换使用不同的称呼形式。称呼的转换主要有两种情况:某个确定的说话者和某个确定的听话者在某一次交谈过程中使用了与往常不同的称呼;某个确定的说话者和某个确定的听话者在同一次交谈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称呼(卫志强1994: 302)。美国语言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 1960)指出:“有时某个代词的选择明显违反集团规范和说话者平时的习惯,这表明说话者的某种情感或态度,就好比两人之间的称呼变动一定意味着它们相互之间态度的变化”。欧文·特里普(Ervin-Tripp, 1972)则认为:“对于具有特定地位的对象,如果有一个公认的正规称呼,则任何偏离都是一种信息。”语码转换是语言接触中的普遍现象,它泛指言者从使用一种语言(含方言、语体)转换到使用另一种语言。中外许多学者已经从社会、句法、会话分析、心理以及语用的角度对双语者的语码转换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本文将语码转换理论应用到一个新的领域,即称呼语的转换,作者认为从广义上讲,称呼语也是语码的一种,因此语码转换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称呼语转换的研究。本文首先借鉴Gumperz的语码转换理论对称呼语的转换进行实例分析,区分出情景型称呼语转换与寓意型称呼语转换;然后将Scotton的标记理论模式应用于称呼语转换的研究,该理论模式把语码转换分成有标记和无标记转换,运用了谈话参与者所能期望的“权力和义务”(The RO set)这个概念,认为说话者做称呼语转换是理性行为,是为自己谋求到一套最佳的“权力和义务”,经过结构性限制、标记等级评估器和理性机制这三个装置,说话者做出最佳的选择,也就是最可行的选择;最后,本文论述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而导致的称呼语转换上存在的差别,认为文化因素在称呼语转换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对称呼语转换这一语言现象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将标记理论模式用于对称呼语转换的研究并得到合理解释,进一步证明了语码转换理论广泛的适应性与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