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老舍文学世界中的“北京”形象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期对老舍的文学创作特色和成就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和研读。形象塑造是文学创作的重心,由此可以整体把握作家创作的脉络以及意图。老舍笔下的“北京”形象主要包括两种范畴:即文化形象和人物形象,文化形象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层面(胡同、城楼等人文景观)与精神文化层面(民俗、语言)两个方面,其中人物形象为本文主要研究侧重点。依据历史的逻辑,本文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分界线,将老舍创作划分为建国前、建国后两个时间段,并分别对其进行解读、阐释。本文第一章为两种文化空间的“老北京”形象建构,主要探讨老舍建国前创作的文本是如何书写“北京”的。建国前于英国讲学的经历,使身处异域、携带着中国文化基因的老舍,对老北京进行着隔空的想象。老舍在用“回溯”的视角去书写记忆中的北京。作为北京形象主体的北京人同样成为老舍观照的对象,他在对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产生质疑的同时并予以批判讽刺。而归国后的老舍则在本国的文化空间中亲历了战争给中国底层大众带来的种种不幸,以及国民在战争中的丑态、病态等劣根性情形,使老舍产生了与鲁迅相似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他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对国民性等问题进行了鞭挞。此外,老舍对当时中国大地上在如此压抑的生存困境中产生的所谓“新新人类”,进行讴歌与鼓励并寄予厚望。第二章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在“为政策、为人民”的宗旨下塑造的“新北京”形象,并细腻分析了当时作家的内心状态与创作状态。在红色激情的影响下,老舍创作了《龙须沟》与《全家福》等完全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作品。但“赴任务”的心态又与老舍内心对书写国民性劣根性的初衷发生矛盾,在自我回归的选择中,老舍最终创作了《茶馆》与《正红旗下》等充分表达个人话语、能够实现本人创作初衷的作品。第三章对老舍笔下的北京形象的价值进行诠释。在分析了北京形象与中国形象之间的共性之后,本文也对北京形象的独特性加以分析。北京形象是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体现在国民性的共通性,但北京形象同时也因其独特文化内涵具有独特价值。老舍的作品不仅具有民族性意义更具有世界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