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汉实践的积累和律学理论化的过程,通过魏、晋两次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建立以律、令为主体的法律编纂体例,再历经南北朝的精耕细作,到隋及唐王朝前期形成律令格式的体系。然而,唐中叶以后到宋代,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此时段,律、令、格、式的编纂自李唐王朝安史之乱以后就基本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格后敕和刑统的编纂,到了宋代编敕成为国家正常立法活动,古代中国法律体系从“律令格式”过渡到“敕令格式”。本文欲从整体角度对唐五代北宋前期期间的一些法律形式变化进行研究,弥补相关研究不足,以期更清楚地认识此时期法律形式的变化。唐宋时期,律令体系开始向律例体系转变,因此本文选取刑统、令、例三个维度进行阐述,刑统代表着传统刑律的强劲发展,而且标志着新的法典编纂体例的兴起;令在这一时期法律地位衰落,代表着帝制时期“律令”体系的消失;例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则代表着整个帝制后期“律例”体系的产生。刑统、令、例三种法律形式的变化除了“唐宋变革”的大背景原因,本文认为还有以下原因:一是,“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如何协调君上的诏敕与成文法典的关系,势必影响法律形式的选择;二是,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标志着制定法运动从全盛走向衰落,法典法盛极而衰,敕例逐步成为王朝末期主要立法形式;三是,古代法条抽象程度低,需大量立法,导致法条内容和数量激增,造成检索困难,如何处理立法的繁简问题,对法律形式选择也会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