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转型后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和描述“先锋小说”在九十年代年后的流变踪迹和存在形态。论文首先认为“先锋”并非一个封闭的概念，而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处于一种流动状态，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化精神。“先锋”的出现是在与传统和主流体制的对照下来确立其内涵及外延的。因此，“先锋”并不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时间段内，而是在延续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吸取新的因素，实现自身的更新过程。从社会学意义层面看，与之对应的“先锋文学”应具备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思想上具有异质性，体现在对既有的权力话语的叛逆性上；其次是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表现为对已有的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的变异性和破坏性。而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小说”也应该是一切做出了或正在做出的在思想及文体方面有异于传统或主流小说观念的探索性创作。　　 结合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先锋小说”做为一个文学史概念，虽已经常出现于诸多的当代文学史中，但基本上都是从文体实验的角度将其定位于一场叙事革命。因此以这样的概念范畴去面对九十年代“先锋小说”创作时，难免会造成诸多的偏见及歧义，甚至导致我们对九十年代仍在进行的先锋艺术探索视而不见。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与九十年代后转型的“先锋小说”及“晚生代”创作看做一场持续更新的先锋派运动，进而梳理中国的“先锋小说”从产生、发展、确立再到发生变异的全过程。　　 相对于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来讲，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有着针对其自身而言的一些较为稳定的规定性。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创作在形式实验方面更多借鉴的是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所对抗的也主要是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在思想资源方面更多借助于西方理论传统，其创作实践一方面仍秉持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叙事，同时也表达着对个体存在困境的启蒙关怀。而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在判别标准上，随着早期先锋形式试验因素的被广泛接受，这方面已经不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代之以寻求精神的高度和难度；在反抗的对象方面，现实主义叙事模式已经不能形成其主要需要克服的障碍，更大规模的商业化、市场化催生出的大众文化行为已形成将其湮没的另一重意义上的危险；在资源借鉴方面，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叙事资源共同对先锋艺术产生重大影响，使先锋在表现形态方面变得更为丰富、驳杂。　　 因此到了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创作并未“死亡”、“终结”，只是它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以集团的方式对现实主义的叙事成规进行解构与反抗，而是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主要体现如下：　　 首先，以余华、格非、苏童为代表的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创作者，在进入九十年代后，纷纷开始“向历史逃亡”或者暂时“同现实主义达成了和解”，如余华的民间化转向、格非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倚重、苏童在叙述姿态上的古典化回归等等。他们在形式探索上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但在写作观念和精神探索方面的脚步却从未停止。他们小说中的“先锋性”因素依然存在，并且在先锋表达的过程中，试图将属于中国的“民族性”和“本土性”融合进来。他们在将其独特的本土生活体验与艺术上的创新性表达有效的结合起来之后，一方面开拓了自身的创作领域，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中国当代生活的理解与表达，成为九十年代“先锋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次，以韩东、朱文等为代表的“晚生代”作家的创作同样具有着鲜明的先锋性特征。在写作上，他们的崛起是建立在以八十年代“先锋小说”为参照基础之上的，对前代作家他们既有继承又有反抗。一方面，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家们的叙事革命在“晚生代”作家身上得到了继承，另一方面他们又实现了对此前“先锋小说”的反叛和超越。他们是在强调自身与主流文学秩序保持相当距离的情况下，进行着他们的先锋探索，以鲜明的个人化叙述立场和欲望化的表达方式成为九十年代先锋精神最正统的继承者。而发生于九十年代末的“断裂”事件，更充分显示了他们以反抗体制、不断革新来获取新的创作空间的努力。在此意义上，我们可将其看作是先锋精神在九十年代文化语境下最真实的表述。　　 再次，以孙甘露、残雪、北村为代表的另类先锋，大体上坚持了八十年代的先锋性写作，并且在表现领域方面又有所拓展，实现了其在九十年代对先锋创作的寂寞坚守。孙甘露在九十年代对先锋形式探索方面的一往无前，残雪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度揭示和北村以神性意志对世界作出的重新整合并试图将其引渡到信仰彼岸的努力，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先锋小说”在不同方面的重要收获。　　 此外，本文还重点考察了九十年代文学期刊与“先锋小说”发展的关系问题。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生产机制开始出现，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逻辑的支配下，文学生产活动的重心开始越来越向作品的发表、出版、传播等方面倾斜。而像《收获》和《花城》等纯文学期刊对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发表既提供了不遗余力的支持，同时也成为“先锋小说”在九十年代创作转型的重要见证。因此对这些先锋文学期刊及编辑的考察就具有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变革间的复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