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快速变革的动态环境使得创新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不断成长的关键。如何提高创新绩效是许多学者和实践者密切关注的话题。随着新兴经济的发展,制度理论逐渐引起重视,被认为是解释企业战略和绩效的支柱理论之一。大量研究表明,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和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了产业特征和资源条件外,企业创新绩效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质量。然而,制度环境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创新绩效是现有研究尚未解决的一大难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正在经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完善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结构激励了企业家精神,促使企业采取以市场或创业为导向的战略;另一方面,正式制度存在的大量空缺、计划经济体制的残留和传统文化的支配使得非正式制度仍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促使企业选择以关系为导向的战略。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战略,企业的绩效来源和绩效结果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制度基础观,制度环境首先通过激励和合法性约束影响了企业的战略选择,进而产生了相应的绩效结果。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需要通过恰当的战略来实现。然而,现实情况中企业战略的选择难以用现有的制度理论进行充分解释。如何解释同一制度环境下企业的战略选择差异?在制度的约束下,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及如何自由地选择战略变量?而对于存在二元制度的转型经济,企业的战略选择模式是什么?可以推断,在制度环境与战略选择之间一定存在一种调节机制。为此,本研究基于制度理论、管理认知和高阶理论,引入公司企业家精神作为中介变量,企业家特质作为调节变量,来探讨制度环境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认为,制度环境通过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战略的选择和实施,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包括规制、认知和规范维度的创业制度环境质量越好,公司企业家精神水平越高,因而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创新绩效。同时,制度环境与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受到企业家特质的影响。企业家自恋倾向越高,其对创业制度环境的认知更加乐观和积极响应,更倾向于采取公司企业家精神战略;企业家如果只有国内企业的工作经历,在对创业制度环境进行解读和认知中更容易被传统的关系主义所驱使,从而公司企业家精神水平越低。企业家自恋和职业经历的调节效应也会影响到公司企业家精神在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为了验证上述观点,本研究选取了北京、福建、重庆、吉林、山西和甘肃六个地区的非国有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通过对董事长/总经理的调研,本研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分析。在达到信度、效度、共同方法偏差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了相关分析、逐步回归法、层次回归法、Sobel检验和Bootstrap方法等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环境对公司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在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企业家自恋和企业家职业经历分别对制度环境和公司企业精神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家自恋和职业经历分别对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中介作用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的实证检验结果均支持了假设。通过理论推理和实证检验,本研究得出:在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公司企业家精神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企业家自恋和企业家职业经历显著调节了制度环境与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关系,以及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本研究的结论对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启示。在理论方面,首先,引入公司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特质是为解释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作用的内在机理的一次有益的探索,为更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引入提供了启示。其次,本研究对制度理论和管理认知、高阶理论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制度对企业战略行为的作用黑箱,能够为许多战略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并且启示未来研究应该重视多种理论的结合,以有效解释中国管理的复杂议题。最后,本研究考虑了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的制度环境和企业家特征,以此对企业的战略差异性作出解释,是对情境化研究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在实践方面,本研究建议企业若要提高创新绩效,必须要充分考虑制度环境和高层管理者的影响,并充分理解制度环境的作用机制。而且,企业可以利用公司企业家精神这一合法和有效的路径来提高绩效和持续获取竞争优势。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在研究方法上,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扩大研究样本、开发基于中国情境的量表、采取纵向研究等方面进行努力;在理论发展上,未来应当进一步拓展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和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探索更多的企业家特质对制度作用过程的影响,拓展制度理论在中国情境下对其它企业管理问题的应用,以及探索制度变迁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