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将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西斯的肆虐归结为人类对于自由的逃避。在他看来，逃避自由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体现为“异化”已成为人的认识模式和生存方式。在这种模式下，人把自己看做一个陌生人却视其行为以及结果为自己的主人，他被自己的工作和所消费的物品所奴役着，他努力使自己的行为与大多数保持一致。物质的丰裕、契约关系对于劳动者剥削的取代将异化掩盖起来，让人们自以为获得了自由，却深深的丧失了自我。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阐述弗洛姆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所做的分析:人类生存的内在冲突即人类的生存两歧、社会性格机制以及消极自由的虚假性。接着论述了弗洛姆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即健全社会的构建。最后，在此基础上，本文试着从弗洛姆对于自由的多元审视以及其所构建的健全社会的可行性两个方面对他的自由观做出评价。弗洛姆视角的多元性使得大家可以多角度的审视自由问题，尤其是他利用社会性格机制对于逃避自由原因所做的分析，让大家看到了自由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密切关系并为认识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积极自由的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弗洛姆最终将导致现代社会“异化”生存状态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组织结构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它不是一种人人参与式的组织结构。因此，在其所构建的健全社会中让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成为走出逃避自由困境摆脱“异化”的生存状态所必须诉诸的。不可否认，对于社会组织方式的改造可以在一定程度提高人们的参与热情并赋予人们一定的“归属感”，但是由于弗洛姆没有抓住导致现代人“异化”生存状态最本质的原因，即他没有从社会生活的本质中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根源，从而导致了他所建构的健全社会仍具有无法摆脱的乌托邦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