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福利国家”面临了财政上的危机。同时，社会保险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与西方文化内核的冲突也日益明显，社会保险制度开始承受信任危机。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社会关注东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是为了从东亚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路径中反思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内在的制度条件和制度根源，从而为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个新的思路。研究东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对我国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日益增长，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之中。在此背景下，我们利用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东亚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制度分析，挖掘其内在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的因素，辨析其与典型的西方模式的区别，有利于我们建立起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目前，在社会保险制度的研究中，一般研究者都崇尚对技术机制的探讨，而忽略制度分析。并且，往往将社会保险的现存形式或西方发展模式作为评价标准和构建本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标尺，而忽略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所体现的西方社会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本文的研究，就力图避免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表面化的解读，而是努力的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对隐藏于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背后的历史、观念、习俗、文化等因素予以阐释，分析社会保险制度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起点、构成以及历史演变，从中归纳出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构成和演变差异。东亚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体现了东亚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在现代社会形式下的延续和转化。它和19世纪末期产生于西欧的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欧美模式有极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曾经一度导致东亚模式在理论上受到冷落，在实践上受到攻击。和欧美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相比，东亚模式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社会保险制度模式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这与欧洲国家社会保险制度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几乎同步发展的发展路径迥异；第二、社会救济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社会救济一直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第三、家庭保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家庭保障无疑是东亚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鲜明的文化特色；第四、在社会保险制度模式上，全部都是缴费模式。而且，除日本、韩国外，都为社会保险制度的参加者建立了个人账户。这和西方国家通行的互济功能很强的现收现付制的制度模式有很大的区别；第五、重视对特定阶层，如官员、教师的社会保障；第六、多元化。虽然我们把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统称为东亚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统一划齐的。相反，他们也各有各的特点。东亚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有其历史渊源和传承的。在东亚地区居核心地位的文化观念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种“家国同构”的文化模式。家庭和国家在东亚的传统社会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东亚传统的社会生活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的。东亚地区的福利文化观就是家庭福利文化观。在东亚社<WP=4>会保障的前制度时期，国家也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国家的作用体现在积极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会防灾救灾系统，对于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予以及时的救济，弥补家庭功能在特殊情形下失效时的空白，也帮助重塑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功能。家庭和国家二者功能的配合，就为东亚各国和地区构筑起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这个安全网络的有效运行，维护了东亚社会在历史上的稳定，也避免了在特殊时期强烈的社会波动。东亚社会保障制度前制度时期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东亚模式和西方模式在现有制度上的区别，也决定了东亚社会保障制度和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取向上的区别。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上，东亚地区和西方国家也是不同。在东亚地区，缺乏原生性的社会保险制度。东亚地区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都是从西方舶来的。但是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上，东亚社会和西方国家的路径不同。在中国大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依然体现了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的束缚。家庭的作用依然强劲、社会救济的功能依然强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十分狭小、社会福利的发展也以企业为载体展开。这和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家庭体系崩溃、社会保险大力发展、社会救济勉力生存、社会福利以“社会”为依归都迥然有别；在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依然体现了东方特色。“方面委员”和“民生委员”制度都是根植于日本的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之中。它们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江户时期的“五家组织”的福利责任。另外，20世纪最初的几年，日本社会的精英们就开始了对“可能的日本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探求。“日本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其核心来说，就是遵循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强调家庭、社区的福利责任，这也和西方强调国家和政府责任的思路不同。就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顺序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