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从多个角度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形态的诸多方面。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来说,税收征管是一种外部监督管理机制,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决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目前我国税收征管的公司治理效果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认可,且税收征管又能对企业避税行为产生直接作用,那么对于当前我国企业存在的非效率投资问题,税收征管尤其特别是近年来重点实施的“金税三期“项目能否有效地发挥其抑制作用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避税行为的“融资压力降减效应”这条影响投资效率的路径,并尝试将其纳入到税收征管、税收规避以及企业非效率投资三者关系的研究框架中,深入探讨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为了验证此关系,本文用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事件度量税收征管,采取多时点DID的计量方法,建立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近年来实施的金税三期工程能够有效地抑制企业避税活动。（2）企业实施税收规避将从两个相反的方向作用于非效率投资:既能够通过发挥“融资压力降减效应”减少投资不足,又能发挥“代理成本增加效应”加剧过度投资,但总体上是增加了非效率投资即降低了投资效率。（3）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能够起到调节效果,降低税收规避对过度投资的正向影响,增强税收规避对投资不足的负向影响,从而抑制了非效率投资,有效地提升了投资效率。（4）不同融资约束的企业影响路径有所不同。高融资约束企业的避税活动更倾向于通过“融资压力降减效应”降减企业的投资不足程度,而对过度投资影响不显著,而低融资约束企业则主要是通过“代理成本增加效应”加剧了过度投资和总体非效率投资水平。（5）不同融资约束情况的企业,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果也有所差异。对于高融资约束企业,金税三期能发挥调节作用,进一步降低投资不足,但对过度投资没有发挥调节作用;对于低融资约束企业,金税三期的调节作用主要是降低了过度投资,但对投资不足没有影响。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论,由内而外、由微观到宏观,从内部治理机制建设、征管环境改善和宏观体制改革三个维度提出了关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政策性建议,建议企业自身要完善内控制度、强化避税监督;政府要将“强征管”与“降税率”相结合以改善税收征纳环境、实现税收征纳和谐,同时,应继续推进相关体制改革,加快促进资金融通,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减少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