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大规模都市化进程的出现，都市文学开始兴盛，并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叙事形态和审美范式，成为九十年代最为重要的文学景观之一。但因都市文学与都市的商业、消费性文化贴合较近，评论界对其整体评价不高，相关评论多囿于欲望化的主题、平面化的叙事等方面。本论文结合九十年代都市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特点，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读、分析后认为：九十年代的都市小说并非一味迎合着欲望化的都市生活，而是贯注着作家对都市的深沉思考，暴露着都市发展中的潜在矛盾与弊端，流露着现代人对都市的深刻焦虑与反思，同时也包含着作家们寻求拯救与救赎的努力。 都市焦虑根源于都市发展中的现代性矛盾，并受制于作家的主体性因素。由于都市在前后期存在的矛盾不同和作家群体的代际差异，这一都市焦虑情绪在不同阶段的具体指向和表现形态也不相同。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从事都市文学创作的主要是张欣、池莉、王安忆等为代表的市民作家，构成都市发展的主要矛盾是：都市市场化转型带来的人的感性欲望的膨胀与人的理性精神规范之间的冲突、对立，即“身与义”的现代性伦理困惑。因而，这一时期的焦虑主题主要表现为对人文精神失落、道德失范、价值失衡的焦虑与反思。而显出新变化的是王安忆和前期的徐坤等创作的反都市的寓言体小说，其本身具有着明显的过渡性。与之相对，市民作家们普遍将救赎的目光投向“离自身最近的”日常生活，期望以日常生活中“安稳性的一面”来对抗都市生活中的“飞扬性”一面。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都市小说的创作主力是“新生代”作家，他们面对的主要矛盾是日益理性化、物化的都市对人的主体性、感性生命的压制，即“心与物”的矛盾。因而他们的不安指向为“被异化”的焦虑，在部分女性作家中则主要表现为一种都市男权社会下的性别焦虑。为了摆脱焦虑，他们普遍进行了精神与理想的寻找与重建，在归于失败后，他们纷纷潜入自我的心灵，走向一种非理性的反抗。 九十年代都市小说创作中的焦虑与反思倾向，一定程度上与都市作为现代化的表征、人们追求现代化的核心想象的现实拉开了距离。表明了我们对都市的态度由盲目的情感认同进入到理性的反思层面。同时，这一对都市的焦虑与反思性书写也具有着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