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人们时刻享受着大数据发展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的各种红利。然而,随着信息数据化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信息的风险化也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当前,大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已经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大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并非总是良性互动,实践中亦常常出现人们利用大数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问题。数字网络时代,对大数据的技术处理是对个人信息利用的前提,其技术逻辑必须有法律与道德价值上的依循,否则可能会有害于社会治理。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已经成为亟待关注的时代议题,因其社会危害性已经从侵犯个人法益提升到了侵犯公共法益甚至国家法益的地步,加强刑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已经初见端倪。通过对部分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笔者对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完善方案。首先,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在理论层面和立法层面观点并不一致,学界对个人信息的内涵认定存在分歧。导致司法实践中,在认定个人信息时存在一定的偏差。为更加清晰地界定公民信息,应当从刑法基本理论角度进行考量,就犯罪对法益的侵害程度进行分析。具体而言,从可识别性和法益关联性进行界定,更为妥当;其次,通过对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法定的两种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前犯罪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典型行为即非法利用行为。在坚持刑法谦抑性的原则下,有必要将非法利用行为列入刑法规制范围,才能解决部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未纳入刑法规制的现实问题;最后,我国《刑法》中对本罪采用单一情节犯来进行定罪量刑,条文中规定的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出现适用标准模糊的问题,导致定罪量刑标准也不统一。“情节严重”作为社会危害性的一种综合性价值评价,在对其进行分析的时候,要用全面的观点对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范围进行科学界定。除法定的“违法所得金额”、“造成被害人损害程度”、“侵犯个人信息的数量”、“社会后果”、“同类违法行为记录”外,还可将“犯罪手段的恶劣程度”和“有组织的犯罪”加入情节严重的判定标准中,以期能解决适用标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