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郭居敬编写的《二十四孝》语言通俗,内容浅显,故事情节生动感人,对儒家孝道思想进行了通俗化的宣传和补充。不仅成为了元明清以来儿童的启蒙教材,而且广泛流传至日本、朝鲜、韩国等周边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重要转折,其中以安德烈·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文化转向”,这一研究新方向把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为翻译研究的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他看来,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进行的操控和重写,并概括出操控翻译的三个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本文从勒菲弗尔提出的三因素理论,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方面对《二十四孝》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比较,目的在于探究三要素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意识形态来看,这两个英译本都受到译者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译者自己的思想意识和目的语读者期望的影响;从诗学方面来看,两个译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影响;就赞助人来看,杨焄的译本受到的影响大大超过David K.Jordan译本。因此,这两人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大不相同,David K.Jordan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而杨焄采用了意译。作者试图通过较为细致的对比研究揭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二十四孝》两个英译本的重要影响及表现,旨在丰富并深化《二十四孝》的英译研究。同时希望能为中国孝文化典籍的翻译研究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