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荷兰导演伊文思的纪录片《愚公移山》为研究对象，结合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阐述了伊文思作为世界知名的纪录片导演是如何在文革中的中国开展拍摄工作的，将伊文思“《愚公移山》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线性梳理，对这部纪录片在中国和西方经历的风波变迁进行解析，试图给《愚公移山》以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评价。　　文章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一、凝视的目光：伊文思与中国，包括伊文思的创作风格、伊文思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对《愚公移山》创作始末的梳理；二、《愚公移山》的创作背景，包括伊文思创作《愚公移山》时国内外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伊文思来华拍摄的缘由以及拍片经费来源的争议；三、《愚公移山》的创作过程，包括伊文思对拍摄对象的选择以及中国政府的“协助”；四、《愚公移山》的遭遇，主要从《愚公移山》在西方由热映到受批判的一波三折的命运和在中国的冷遇两方面组成；五、新中国剪影与开放的镜头，从《愚公移山》展现“新中国”的变化、影片蕴含的女性意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以及多维空间：乡间、都会、市镇的记录四个方面探讨《愚公移山》的价值。　　伊文思是富有戏剧性的人物。他被人们称作“飞翔的荷兰人”，然而，他在荷兰却是“不受欢迎的人”；他受周恩来总理之邀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愚公移山》，离开时却几乎是落荒而逃；他的电影创作贯穿了20世纪三分之二的时段，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由于伊文思与中国的关系，《愚公移山》的研究比其他作品要经受更大的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学者们在深入时难免带有畏缩心理，因此，国内外对《愚公移山》的研究较少，尤其不成系统，如何在学术研究尊重传统道义、事实与同情理解的张力关系中获取平衡，确实是每位学者都须直面的难题。　　因为《愚公移山》带有政治色彩，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期讨论《愚公移山》，的确显得不合时宜，但拉开历史的距离后重新考察《愚公移山》，会发现伊文思关于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虽然有偏颇，但是也不无独到眼光。《愚公移山》涉及到了“改革”，影片描绘的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状况的“全景”，而是社会主义革命自身。影片的主题是革命，参与者是人民群众，他们肩负着革命重任。《愚公移山》摄制组翻译陆颂和女士说：“伊文思相信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他力图从各个角度来反映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发生的变化。”《愚公移山》是伊文思在现实主义观照下的逐新。参加过革命的伊文思有一个对“大同世界”或“完整世界”的想象与渴求，在伊文思的纪录片《愚公移山》中，有两个关键词——“变化”与“新中国”。　　本文以原始影片资料为主，结合伊文思的自传以及参与拍摄的摄制组成员的回忆记录，采用文本分析、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愚公移山》事件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和分析，揭示铸成《愚公移山》事件的看似“荒诞”实则含有必然性的本质，从而使《愚公移山》的“荒诞”让大众所理解，并力图寻求《愚公移山》的现世价值。本文通过对《愚公移山》事件的理论阐述和历史探源，一是“祛魅”，把“暗箱”打开，了解真相，去除《愚公移山》事件的神秘感；二是“去蔽”，将铸成《愚公移山》事件人事、政治纠缠的因素限定在一个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并对其实际影响做出合理的解析，显现隐藏在《愚公移山》影片中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