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留学时认为,中国国民性最缺乏“诚”和“爱”。基于这一认识,他在晚清时期就呼唤“抱诚守真”的“精神界之战士”,到五四时期又有改变国民精神的呐喊,可以说,改造中国国民性是鲁迅一直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关“诚”的论述,应该在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中,尤其在其改造国民精神的思考中占有重要位置。出于这一设想,本论文提出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鲁迅论述的“诚”与国民精神的哪些特定内含相关;第二,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中,鲁迅如何通过他眼里的“中国的人生”显示他有关“诚”的思考;第三,通过文学人物形象塑造,鲁迅又如何展现他在求“诚”途中的思想矛盾,这些矛盾又怎样提供了他对“诚”与国民精神的关系的态度。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梳理中国传统思想所论述的“诚”与鲁迅所论述的“诚”的关系,分析鲁迅谈到改造国民性时提及“诚”的原因。我以为,这与“诚”在晚清以降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特定内含有关。这一内含既是卷入现代进程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也提供了在这一进程中“诚”应担负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以摆脱专制帝国和奴隶处境,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体为主要内容,它使中国的先觉者把自己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与这一任务联系起来。晚清以降,梁启超、蒋观云、章太炎等思想家论述了作为个体精神的“诚”的新内含。鲁迅对中国国民性最缺乏“诚”的认识,他对“诚”的论述,都与以上思想家有关个体精神之“诚”的论述密切相关。在本论文中,晚清思想对“诚”的论述至少提供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晚清中国思想家吸纳了传统思想中作为德性意义的“反身而诚”的方式和部分内容,在此基础上,又借鉴了西方思想家的观点,由此催生了“诚”的新内含;第二,鲁迅所论述的“诚”是对上述思想家所论述的“诚”的继承和发展;第三,晚清思想家有关个体精神之“诚”的论述,已经展示了代表“时俗”的奴隶(包括“伪士”与“众数”)与“抱诚守真”的摩罗在精神上的对立。因此,我以为,在反抗“时俗”、把自己与奴隶相对的意义上,先觉者确定了“诚”的现代内含。它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作为德性的“毋自欺”的“反身而诚”的方式和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诚”作为精神等对个体的伦理要求,它强调的是人所应有的独立、自主、自省、自尊、勇敢进取等精神,即“人各有己”的个体精神。这种精神是个体自觉承担“爱国之热诚”的为他伦理使命的前提。也就是说,“利他”伦理之“诚”,首先来自于“利己”伦理之“诚”。对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在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中寻找。他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与晚清以降的个体精神之“诚”的伦理要求存在着不同的关系。这种不同首先产生于人物形象对这一伦理要求是否“知”,其次产生于在“知”的前提下,人物形象对这一伦理要求是否“行”。由此,可以将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学人物形象塑造分为三类:不“知”不“行”的愚弱国民、“知”而不“行”的伪士、试图“知行合一”的异端。在个体精神之“诚”的伦理要求这一视角的观照下,人物形象处于“时俗”和“革命”两种样式的状态,可以说明鲁迅的“中国的人生”塑造与晚清思想对“诚”的论述的密切联系。通过对叙述者和叙述角度的选择和调整,在叙述者的感知所代表的观念体系中,提供了各类人物形象居于个体精神之“诚”或其反面的状态。大部分小说中的叙述者在批判人物形象居于“诚”的反面时,也往往呈现出其与被批判者在“诚”与否上的一致性。这应该与鲁迅对“诚”的理解有关,既有他对个体精神之“诚”的伦理要求的持守,又有他在“毋自欺”的“自省”中对此伦理要求的“反身而诚”。在我看来,这两者也是形成鲁迅思想矛盾的原因之一。在走近“诚”的途中,真实的鲁迅及其真诚的文学,召唤着读者一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