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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与经济全球化浪潮同步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和跨国投资发展迅速,对每个开放国家的经济发展、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研究中国的产业组织问题,就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行为的日趋多样化和企业规模及组织形式的变化与日益增长的进口贸易和跨国投资密切相关。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促进了我国产业组织不断向合理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对我国国内市场和企业产生了负面冲击,比如外资企业和国外产品在国内某些行业中所出现的日益明显的产业控制倾向和市场垄断问题,跨国企业凭借雄厚的实力和遍布全球的经营网络而采用价格歧视、交叉补贴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跨国企业在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垄断直接影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国家的战略安全。本文试图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产业组织进行系统的分析,首先以产业组织理论中传统的SCP框架为分析的理论基础,考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对中国市场结构及企业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当前存在的产业组织问题,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政策建议,论文的最后从大企业战略和中小企业政策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措施。力求对中国的产业组织状况及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 第一章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产业组织的影响,主要从市场结构影响和市场行为影响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在市场结构影响分析中主要对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和进入壁垒三个因素进行考察。从整体上看,进口贸易、跨国企业的新建投资和并购投资既有可能降低我国某些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有可能提高我国另一些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其具体影响作用受我国产业的具体市场结构和企业规模状况的制约。品牌是产品和企业差别化的综合载体,因此本文在分析产品差别化影响时,着重分析了企业的品牌行为和品牌战略实施。对进入壁垒影响作用的分析,是从政策性壁垒和结构性壁垒两个方面来考察的。政策性进入壁垒包括关税、进口配额、技术性要求等贸易壁垒和行业准入条款,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性进入壁垒是在不断降低的,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政策性壁垒的降低表现的更明显、更迅速,其对国内企业的保护作用在不断的削弱。市场结构性进入壁垒主要是指由行业的供给技术特点和市场需求偏好等所形成的客观存在的一种使进入者处于不利地位的因素。其中绝对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是构成结构性进入壁垒的两个重要方面,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伴随着国外商品的进入和跨国企业对中国投资力度的加大,无论是绝对成本优势还是规模经济,在不同的行业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本文对市场行为影响的分析主要从我国市场中企业的价格行为、促销行为、并购行为和研发行为四个方面展开。 跨国公司在向海外市场销售产品或者进行直接投资时,最常用的价格策略包括低价倾销策略、价格歧视和内部转移价格,以帮助其在中国的子公司迅速占领市场、获取成本优势。在市场竞争从产品竞争日益向服务竞争延伸的今天,销售行为已由单纯的出售产品演进到构建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而在这方面,我国企业则明显的处于劣势。在当前中国的体制环境下,并购行为还存在着诸多限制政策,我国市场上的并购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战略合作和业务合作模式被越来越多的采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部门,中外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体现在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日益增大。 第二章分析了中国当前存在的产业组织问题。概括来讲,中国当前存在的产业组织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市场结构远未达到合理有序。具体表现在竞争性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普遍较低,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步伐迟缓以及市场退出壁垒过高三个方面。第二、企业普遍缺乏强大的自组织能力。第三,缺乏系统规范的产业组织政策。 第三章探讨了我国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政策。我国的反垄断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反行政垄断和反市场垄断两大块。我国的自然垄断产业一般就是行政垄断产业,随着技术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这些行业的行政垄断严重阻碍了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损害了社会公平,并直接与WTO的规则相冲突。而且很多原来的自然垄断产业的属性也发生了变化,破除行政垄断已成为我国产业组织合理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的经济垄断问题还不突出,竞争性产业集中度普遍偏低,但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有可能造成的垄断倾向也不容忽视,因此在制定反经济垄断政策的近期出发点在于尽可能控制跨国企业对国内市场的过度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国内企业的成长。但从长远来看,反垄断政策要以合理标准为主要适用原则,鼓励规模经济的发展。 第四章提出了产业合理化政策建议,主要从大企业战略和中小企业政策两个方面讨论。大企业战略的实施,主要从鼓励企业规模经济的发展,发展企业集团和促进企业建立战略联盟三种措施入手。中小企业政策的实施,包括三大方面,首先要制定系统的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其次要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分工协作,并促进中小企业之间的联合,最后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调控手段对中国企业实施倾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