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超额在职消费的频频爆出,吸引了公众对高层管理人员私有收益的极大关注。从2008年至2012年的数据调查结果来看,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在职消费金额已达到其基础货币薪酬的十五倍。高管薪酬增长率为正的同时公司利润增长率为负或上市公司利润增长率低于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增长率的现象也在资本市场上频频出现。正是因为高管拥有公司的控制权才导致了上述大额在职消费,非正常的高管薪酬增长等现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为了使企业向市场化改革,国家逐步将控制权下放至公司管理者的手中,这就导致高级管理者的权力逐渐变得更大更集中。然而,由于处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其制度并不完善,这会使得公司的治理机制难以对高管权力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这便给予了高管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动机与能力,从而背弃以股东最大化为目标。当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进行多元化战略发展时就会造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如果此时公司内部不能对高管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激励,公司高管就会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很有可能会给公司和股东造成损失。而作为提升公司内部治理效率有效途径之一的高管变更一直是影响内部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确保优异的公司高管质量能够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高管人员的适时变换可以抑制其侵蚀股东利益的寻求私利行为并降低公司因委托代理问题而产生的损失,从而使公司的经营业绩在现有基础上得到改善和提高。因此,本文将从高管变更这一角度出发研究其对高管私有收益的影响,这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管变更对货币性高管私有收益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高管变更对非货币性高管私有收益的影响。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高管变更与高管私有收益相关性进行验证。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对现有的国内外有关高管变更和高管私有收益的文献进行查阅、回顾与梳理,分析当前理论研究的具体分类内容与研究方法,发现研究理论的局限之处,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之上进行更具体的分类研究。然后采用实证研究法,选取2011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2010年-2014年发生高管变更的沪深两市A股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发生变更后一年的高管私有收益进行研究。通过收集CSMAR数据库的公司治理数据和公司财务数据以及迪博·内部控制研究数据库的数据,来构建回归分析模型。本文将高管私有收益按货币性质划分为货币性和非货币性两类,将高管超出正常水平的私有收益作为因变量,高管是否发生变更作为自变量来对高管不合理的私有收益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进行假设和估算,主要包括:高管变更对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影响的回归分析,高管变更对高管非货币性影响的回归分析,不同高管变更方式对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影响程度的回归分析,不同职位对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影响程度的回归分析,不同公司性质对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影响程度的回归分析。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高管变更与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正相关关系不显著2.高管变更与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负相关3.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变更与非货币性私有收益呈负相关这一结论更为显著4.不同职位的高管变更所造成的影响效果不同,相较于董事长变更,总经理变更对非货币性私有收益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5.非常规原因的高管变更对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抑制作用更强,且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立足高阶理论,研究高管变更对其私有收益所能产生的效应,丰富了国内外对高管私有收益的相关研究。利用大数据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管变更对私有收益的影响,丰富了高管变更所引起的经济效果的相关理论分析研究,并提出减少政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聘用任职方式做出改变改善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任免机制;建立市场机制,提倡媒体曝光等建议,为今后公司进行高管私有收益治理提供一种更有效的选择,以达到在源头上遏制高管私有收益现象产生的效果。这也对缓解公司代理成本、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健康高速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