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不仅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定义了媒体与社会，而且也以其开放性、大众化、交互性、匿名性、时空跨越性与技术上的低门槛等优势，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存和交往方式，从而引起社会主导媒介的兴衰更替，对社会的媒介环境以及生存演化于其中的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人与互联网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互联网交往打破了以精英为主导的传统媒介交往方式，重构着社会的权力构成、文化构成、人们的社会认同感及生存方式，并且随着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其影响力更为深远。然而，人们一方面享受着互联网所带来的高效、便捷和自身价值实现的快乐，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一方面也深受网络交往中出现各种问题的困扰。互联网交往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与它所开创的数字化生存优势一样令人瞩目。因此，如何解析互联网交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及人与互联网的复杂关系，探讨互联网交往形态的塑造和演化机制，寻求更好地发挥互联网作用的策略，成为构建和谐的人与媒介关系的重要课题。　　 本论文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同构”为隐喻阐释了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机制及人与互联网复杂而密切的关系。首先对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在与其他媒介理论的对比分析中，揭示了媒介环境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并创新性地阐释了媒介环境学在技术、文化、人的需要和媒介制度四个方面主张。其次，根据媒介环境学的理论，但没有囿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充分借鉴其他媒介研究的成果，以技术文化史的视角，从技术、文化、人的需要和媒介制度四个维度，对互联网交往中出现的诸多文化现象、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阐释了技术、文化、人的需要和媒介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机制，指出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与互联网同构的过程。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即环境，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人发明了互联网，互联网延伸了人的神经系统，成为人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感知社会变化的探测器，改变了人的交往和生存方式，重构了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互联网在人的交往和使用中不断演化，人不断对互联网进行修改，使之越来越适合人的需要。技术、文化、人的需要和媒介制度构成了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动力机制，它们互相推动，互相制约，成为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体。　　 第一章主要把互联网交往形态置于人类媒介交往的历史中进行考察，系统分析了人类语言媒介交往、文字媒介交往、印刷媒介交往、电子媒介交往各个时期的特征与意义。阐述了国际和国内互联网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并对中国和美国互联网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对比，从交往的角度提出了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分期。把互联网交往形态分为即时性交往和延时性交往两大类，分别就它们的演变历史、社会影响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指出互联网交往是人类有史以来交往方式的质的飞跃，人发明了互联网，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社会，人又在互联网交往中不断塑造着互联网的未来。　　 第二章首先把技术研究置于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进行考察，对媒介环境学的技术观进行了分析，指出以往对媒介环境的诸多研究给它冠以“硬技术决定论”的帽子是对媒介环境学技术观的误读，指出媒介环境学的技术观是和谐的技术文化观。根据媒介环境学的技术观，结合互联网交往中的现象和具体案例，对技术作为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直接动力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分别从互联网技术对人类交往环境的塑造、对交往时间和人空间的拓展、对交往场景的重构几个方面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对交往环境的改变。从互联网技术对个体行为模式的影响、对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构，阐述了技术发展对互联网交往模式的影响，从而指出互联网交往的本质是对人类交往方式的拓展与回归。互联网正在成为社会的主导媒介，其技术特征将决定社会的特征。因此，技术是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直接动因，技术创造了新的交往形态，拓展了人们交往的时空，技术改变了人类交往的情境，重组了社会组织方式和人类文化生产的方式。　　 第三章阐述了文化对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深刻影响。文化研究是媒介环境学的重点内容，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化观及格伯纳的文化指标研究的对比分析中，阐释了媒介环境学的文化观:文化技术共生论。媒介环境学把技术作为文化划分的标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技术扩散的速度和方向，人在媒介交往中不断创造着新的文化形态。技术与文化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它们互融共生，相互塑造。从文化是人们互联网交往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文化对互联网交往的符号环境的塑造、文化对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方向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了文化对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影响。从互联网交往对文化生产方式的重塑、互联网交往对文化形态的重构、互联网交往对人文化身份重构三个方面，阐述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存在，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对社会文化的重塑，并对“江南style”在全球爆红的文化景观进行了分析，指出互联网交往的后现代亚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挑战，正重构着社会文化的形态。文化对技术的发展就像传送带，有时起加速作用，有时起延缓作用。　　 第四章指出需要是互联网交往形态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对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论和传播学家卡茨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分析，指出这些理论的重要价值和局限性。关于需要的阐述是媒介环境学论及较少的内容，学术界也几乎没有人提及，这也是媒介环境学备受责难的地方，人们也常由此而认为它是技术决定论的主张。其实不然，本文运用媒介环境学多位学者的著述，阐释了媒介环境学的需要观，指出媒介环境学研究中一直都贯穿着需要是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媒介发展最终目标的思想。只是这些思想不如它关于技术和文化研究的思想阐述得更充分。需要不仅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是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动力，需要决定了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人性化趋势，人们在互联网交往过程中的“使用与满足”推动着交往形态的演化。　　 第五章阐述了制度是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控制力量。在世界媒介发展历史上，媒介制度发展与改革一直伴随媒介发展的始终，在对历史上各种媒介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释了媒介环境学的制度观。制度研究也是媒介环境学相对薄弱的地方，学术界也很少对媒介环境学的制度观进行评说。实际上，媒介环境学关于制度的思想是一个隐含的、点到而没有细究的话题，常常淹没在关于技术和文化的经典语句之中。从有限的著述中仍然可以看出媒介环境学对制度控制的重视、希冀和批判，希望通过制度修改技术的发展方向，塑造良好的秩序，但又要保持新媒介的活力。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制度是媒介环境运行的规则，始终与技术共同作用，推动社会的发展，建立与媒介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媒介人性化发展的前提。本章结合互联网发展历程中的制度变迁，从互联网交往对制度的遵守与僭越、制度对互联网交往的制约与缺失、互联网交往的乱象推动制度创新三个方面论述了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是在与制度博弈的过程中进行的。　　 结语部分首先用“同构”作为隐喻，揭示人与互联网依存共生的发展态势与过程:人们基于自身需要，发明创造了互联网，互联网成为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并在人们交往中不断被修改和完善，同时，人的存在方式也被互联网改变，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是人与互联网同构的过程，人与互联网越来越构成了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体。其次，根据麦克卢汉媒介演化的四定律、莱文森媒介演化的补偿性理论和人性化趋势理论，阐释了技术、文化、人的需要和媒介制度对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作用机制，指出互联网交往形态呈现出互联网越来越人性化，人越来越互联网化生存的发展趋势，由此提出了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模式。第三，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不是一个自动化完成的过程，互联网交往乱象的治理应从技术、文化、人的需要和媒介制度入手。建立多个因素协调发挥作用的合理机制，是建构良好的交往秩序、促进人与互联网和谐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