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就处于一个持续的转型之中,这个转型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体制上,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统一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起来,还处在不断的形成和完善之中;生产经营上,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更加注意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但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政治体制上,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正处在向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之中,人民的各项民主、平等权利正得到社会的关注,不断得以维护,但还不能说公平正义已在全社会实现;文化上,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在构筑中,多元化的文化正在形成,但思想领域里的混乱仍然存在。当前,社会转型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近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然而,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力度的加大,社会上针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频繁爆发,成为与和谐格格不入的音律,不仅影响了政府的日常工作,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本论文紧密结合现实,以在山东部分地区的走访材料为基础,结合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冲突理论等方面对当前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分析,深入探究群体性事件的一些基本特征、根源,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群体性事件在主体、规模、针对对象、影响范围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因而一直得到很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迄今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对于其代表人物和成果,文章在第一章绪论都有介绍。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文第二章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概念上的界定。第三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性质、发生机制、群体性事件参加者的身份、根源、过程,以及参加者的心理六个方面总结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第四章对群体性事件根源的挖掘,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虑:从政府方面来说,政府合法性的流失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极其重要的根源: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政治体制不完善、权力缺乏监督制约,由此而引发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寻租、腐败为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体制上得以生存的土壤;从社会整体现实来说,转型期的社会分配不公、利益主体分化、利益冲突、纠纷加剧,都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剧增的极为重要原因;从沟通渠道上来看,群体性事件与民众同政府沟通渠道不畅、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密切相关;从群众自身方面来看,群众政治、法律素质偏低是他们制造、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观原因;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转型期人们思想文化急剧变化也加大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从微观操作层面来看,政府工作人员素质不高、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也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五章指出,挖掘到原因,就应该从根源入手,积极应对群体性事件。首先是要重塑政府合法性,提高民意支持度;建立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构建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及时预报社会危机,使危机管理常态化;大力发展经济,建立更加合理的分配和协调机制;加强制度的建设,完善政治体制;整合中西政治文化资源,打造中国特色的和谐公民文化;加大反腐败力度,构建“阳光工程”;加强对群众的教育,提高群众的法律政治素质:最后,要从各地工作经验中吸取合理的部分,重视实践经验的累积。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期的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是它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不能放任不理,所以,必须坚持长期不懈的努力,建立起群体性事件预防治理的长效机制,尽可能减少、避免群体性事件,将其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