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印度支那作为中国输入国外援华物资的主要交通要道,对于国民政府打破日军封锁和维持抗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那时的国民政府对印支的关注,是从纯军事角度出发的。 中国战区的成立和一系列外交利好事件,大大激发了国民政府的扶助亚洲弱小民族的使命感,国民政府开始以一种大国的心态考虑战后东南亚秩序的重建,初步构勒出由中国扶植印支独立的外交蓝图。 面对英国等盟国的强烈反对和罗斯福的“联合托管”计划,自身实力尚弱的国民政府不得不谨言慎行,在原先的外交立场上退却。国民政府的高层出于对战后自身安全的考量,又囿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战后将印支置于国际托管的意见,不置可否,消极对待。 此后随着中国战场作为最后反攻基地的战略价值逐渐丧失,国民政府的实际国际地位也随之下降。而与此同时,法国本土的解放及其在战后印支问题上发言分量的逐步加强,无疑使中国对战后印支前途的决定权进一步下降。由于中法都处于较弱的国际地位,双方彼此示好,国民政府开始向原则上同意法战后重返印支的立场转变,在这种妥协的背后,则是法方给予中方在印支的特殊地位及中法战后合作的政治承诺。“三九”事变发生后,中国国民党高层表现消极,在援助越南国民党问题上首鼠两端,游移不定,折射出其准备放弃印支的心态。 随着大战临近尾声,各大国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美国对法政策的转变,对其印支政策同时进行调整,朝着更充分地迎合欧洲列强的方向发展。这就促使国民政府高层决定搁置扶助亚洲弱小民族的动听理论,与法交涉解决越南问题。由于蒋介石政府内部党务、政治、军事混乱,导致其军方、外交部门对法态度迥异。当中法军方在越南现地冲突频仍之际,双方外交官员却在重庆紧锣密鼓地展开一轮又一轮谈判。法方审时度势,以放弃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中方对法战后重返印支的支持。双方经过讨价还价,于1946年2月28日在重庆签订协议。1946年3月中国军队开始撤出印度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