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相关立法和实践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垄断行为财产性处罚制度领域相对滞后。众所周知,在反垄断法中,对违法垄断行为规定的财产性处罚包括罚款与没收违法所得两种方式。无论是行政罚款还是处没收违法所得,其本质上都是一种要求违法经营者付出经济成本、在一定期限内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处罚形式。其惩罚和威慑功能虽然弱于严厉的刑事制裁,但相对而言强于作用有限的民事救济,并且可以灵活的结合其他手段达到更好的制裁效果。因此,财产性处罚是反垄断法中行政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为预防和制止违法垄断行为所采取的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法律手段。然而,财产性处罚制度存在行政罚款制度缺乏具体量化规则、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在立法中过于笼统、罚款与没收违法所得在立法中的结合适用有争议等问题。由此导致了在执行环节难以落实有法可依,影响了反垄断法的执法效果,使得反垄断法无法发挥应有的震慑力和公平价值,也就背离了立法者原本的立法初衷。通过研究域外国家和地区关于反垄断财产性处罚的立法与实施情况,立足我国反垄断立法现状有如下几点完善建议:首先,我国反垄断法对财产性处罚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进一步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针对这个问题,可以相应的借鉴一下欧盟的做法,进一步制定更为详细具体的操作指南,例如将罚款幅度细分化,给违法所得的认定确定一个明确的计算方法,使执法部门在个案处罚时能够有所依据。其次,针对违法所得认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在借鉴域外实践的基础上,也要将影响违法所得认定的各种因素拿出来深入剖析,才能最终确定一个最具准确性的计算标准。另外针对罚款与没收违法所得在立法中是否应该并存的问题,笔者在综合了学界各种观点后,认为可以在短期内和长期时间范围内分别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并且以威慑理念作为反垄断财产性处罚立法的基本原则,使我国反垄断财产性处罚制度得到更好的立法完善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