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罪自设立以来,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构成袭警罪的情况屡见不鲜,造成案发量居高不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暴力袭警行为产生了威慑作用,但客观上每年将创造成千上万名罪犯。如果继续放任袭警罪的扩大化适用,长此以往警察和群众之间势必会形成对立关系,不利于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笔者以袭警罪设立近一年以来的袭警罪法院判决书和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作为研究样本,将目前袭警罪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袭警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对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如何合理规范袭警罪的适用问题是本文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袭警罪保护法益为单一法益,不包括警察人身;袭警罪系妨害公务罪的特殊法条。对袭警暴力的认定需满足“袭击”、狭义的暴力和产生具体危险三个条件。辅警满足一定条件可认定为人民警察;“正在”不包含准备阶段;借鉴日本刑法妨害执行公务罪关于职务合法性“三个要件”的标准,采用客观说,行为时基准说进行判断。“依法”仅限于依据法律法规,国务院及公安部规章。警察所执行的职务要有唯一性、有职务相对人、职务必须明确具体等限制条件。警察法19条不能对警察本人使用,职务开始执行的时间点要早于暴力袭击。在袭警罪的主观层面,行为人应以“阻碍警察职务”为目的,并认识到警察正在执行的具体职务;如果行为人产生了认识错误应采用具体符合说。在阻却事由方面,只有警察暴力袭击行为人才可以进行正当防卫;进行紧急避险前要求助于警察;救助自杀者时要有一定限度的容忍;提醒司法工作人员在要注意“警察圈套”。笔者结合本人的公安工作经验,将其融入到袭警罪的司法认定中,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袭警罪进行严格的认定,以期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在发挥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