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因为其日益严重的外部性,成为了众多国家通过国内财产权制度进行规制的对象。1993年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后续的《名古屋议定书》在国际层面为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设立了框架。但是,由于生物遗传资源自身所具有的属性及利用方式上的特点、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对生物遗传资源需求和使用方式的巨大影响、企业战略及运营模式的改变,对CBD机制国际和国内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是生物遗传资源大国,也是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同时,中国又是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的国家之一。因而,中国对于CBD机制面临挑战的应对之策,不仅事关我国长远的发展,也是CBD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实施的重要体现。我国已将制定“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作为今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重点工作之一。但是对于生物遗传资源这一新型的资源类型,如何在立法中清晰自然资源产权、明确相关资源获取与利用的流程、创新现有制度以及与相关的现有制度相融合、借鉴相关的遵约机制,以较低的立法成本与《议定书》接轨,保护本国的生物多样性利益仍是面临的重大挑战。论文将讨论CBD机制的运行机制、面临的挑战,财产权理论,和与中国相关制度的比较,国内外实施经验等几个方面进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