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风云变幻之际,项羽随叔父项梁起兵,而后迅速成长为反秦起义的领袖和宰执天下的霸主。项羽有拔山之力、盖代之才,是勇猛善战的将领、拨乱天下的英雄,但也是自身悲剧命运的缔造者,他坑降卒、弑义帝、阻谏议、弃谋臣,刚褊自用、暴戾恣睢,好行小惠而不施仁政,终于丧失民心、霸业倾颓。“中国民族,可算是最看重历史的民族;中国文化,亦可说是最看重历史的文化”(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与文学》),重史崇史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在宗汉意识强烈的唐朝,项羽不断成为统治阶层和文人墨客资治垂鉴、吟咏叹惋的对象。鉴于唐代是史学和文学并兴、雅文学与俗文学共荣的朝代,在研究唐人对项羽的接受和评价状况时分文体而论,不仅能更清晰地看出项羽评价在唐代的演变脉络、不同文体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影响,综而观之,还能看出社会各个阶层的评价特点,从而显现唐代项羽评价的整体面貌。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贞、刘知几、吴兢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对项羽持批评态度。野史、笔记中涉及到项羽的内容也以批评为主。笔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通过《朝野佥载》收录的狄仁杰历数项羽生前死后罪恶的《檄告西楚霸王文》可知,项羽神在唐代民间各地,尤其是吴楚一带仍有大量信奉者,项羽庙是朝廷屡次禁毁的淫祠之一。《广异记》有关崔敏殻斥责项羽一事,证明项羽神在唐朝延续了其在六朝时的凶神形象。通过对唐代诗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最能够发掘项羽评价的历史变化。盛世时明智的统治者总是以史为鉴,带着对国家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项羽的覆辙。乱世中,人们通过对项羽败因的分析寻求治乱的经验教训。到了唐末,无论是感怀诗还是小品文都带有浓重的时代特色,不重褒贬,重在抒怀。但诗文中的项羽评论又有不同的特点,总体上说,诗歌感性色彩较重,在评论项羽时只能抓住一端,需将其整合方能看出项羽评价的全貌。散文容量相对较大,在评价项羽时往往能纵观其一生,且整体上较之诗歌而言,对项羽的评价更为客观。敦煌遗书的发掘补充了项羽形象在下层文人和普通民众间的接受和传播情况。《汉将王陵变》中的项羽惨无人道、虚伪吝啬,《捉季布传文》中的项羽是天命不与的虎狼之主。变文的作者之所以将项羽形象刻画得如此丑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紧密相关。被吐蕃攻占后,不甘受异族统治的敦煌人民希望能有一位像汉高祖一样能以弱胜强、统一祖国的君主带领自己重返家园,而把对吐蕃政权的怨恨之情投注到对项羽的人物塑造中。除了变文,敦煌歌辞中评价项羽的内容则以批评他不听劝谏、不善用人为主。通过对唐代项羽评论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项羽的评价呈现出不同的态势。从唐朝的建立到安史之乱之前,社会发展逐步安定并日渐繁荣,对项羽的评价主要是为了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或是为了歌颂新王朝诞生的合理性、赞美当代最高统治者受命于天的功德。安史之乱爆发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唐王朝开始逐步走向衰亡,之后又发生了朱泚之乱、甘露之变等重大政治变故,朝廷更是元气大伤。急于从前代寻找治乱经验的文人政客将目光放在了项羽身上,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项羽战败的原因,以求获得对现实社会的帮助。然而饱受内忧外患侵蚀的唐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大厦将倾,无法逃离现实的唐末文人只能借项羽的悲剧结局来抒发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哀叹以及世事变迁的沧桑感。另外,不同的文体往往能反映出不同群体对项羽的评价特点,史学家和政治家多以客观冷静的笔调分析、评论项羽,文人墨客在评价项羽时往往情怀激烈,而项羽形象在民间文学的传播中又呈现出通俗化、演义化的趋势。虽然不同时期下、不同文体中的项羽评价特点各有不同,但唐人的宗汉意识却贯穿始终,是影响项羽在唐代接受与评价状况的潜在因素。赞美仁君,崇尚仁政,贬斥暴君暴政,期望天下太平、仁德广施,则是唐代人士评判项羽这一历史人物的普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