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革带来农村社会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劳动力大量流动的苏北农村，“空壳村”在许多乡镇都不只是个别的现象，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的趋势。本文通过对一个苏北村庄农村社会治安机制的历史变迁的考察，探讨其社会学意义。　　 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叙述文章的研究缘起，对农村社会治安相关研究回顾的基础上寻找本研究的视角。作为公共品之一的农村社会治安，可以由国家提供也可以由村庄内生。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国家无力提供，部分基层政权与黑恶势力的“联姻关系”都导致了农村社会治安的严峻局面。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都对农村社会治安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本文选择农村社会治安防卫机制作为考察农村社会治安的研究视角。其次，介绍本文实地调查点费庄的基本情况。　　 第二章主要描述民国时期，在不安定时代下，在各种势力夹缝中求生存的费庄村民的生存策略：在政府保护缺失的情况下，村民通过看青、巡逻打更等协同组织求得不安定时代中生存的机会。　　 第三章人民公社体制下，政社合一，社员集体劳动，统一分配，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农民完全依附于国家。虽然一个公社只有一个治安特派员，但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治安组织体系建设，形成全党抓社会治安的局面。使得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中的犯罪机会大大减少，犯罪成本高昂，农村的社会治安状况良好。　　 第四章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保持了土地公有和基层政权的连续性，村民仍然保持与村集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联系。当农村社会治安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时，在基层政权的推动下，村民建立“五户联保”等协同组织维护农村社会治安。不过，由于缺乏监督制度约束，“搭便车”现象的侵蚀，造成义务的不公平、不平衡；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造成“五户联保”的持续性、连续性缺失，难以为继。　　 第五章外出打工成为农村大多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在农村社会出现了“空壳村”，而“原子化”的村民已经难以建立其自己的协同组织应对农村社会恶化的社会治安。虽然基层政权仍然要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任务”，基层政权却依靠自身的力量推行一套社会治安机制，但没有改变农村社会治安恶化的局面。　　 第六章总结与思考部分，通过本文对费庄不同历史阶段村民社会治安防卫机制变迁的考察，探讨农村社会治安防卫机制下国家与农民的角色变迁，以及二者关系的变化。当前农村部分基层政权与黑恶势力的“联姻”造成了对农村社会治安秩序的破坏，“原子化”村民既不能独立抵御农村社会各种犯罪，也不能建立协同组织应对，这都造成了农村社会治安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