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元化发展和区域性合作是当今必行的趋势,促进双方国家间贸易往来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促进中国经济多元化和高质量转变,尝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有效推进我国跨国贸易规模的快速发展。同时,制度距离与双边投资协定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我国与东道国由于存在制度距离,使我国OFDI活动的开展屡屡受阻,然而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消除障碍,间接促进我国企业OFDI规模的扩大。本文以2003年至2017年为时间轴,选取77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国家（地区）作为样本分析,探讨制度距离对沿线国家OFDI的抑制作用以及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制度距离的调节效应。借鉴关于双边制度距离和双边投资协定的相关研究文献,系统分析制度距离与双边投资协定的影响机制,提出制度距离对中国向沿线国家OFDI具有抑制作用的假设。并且将制度距离根据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层面进行量化,采用熵值法计算综合制度距离,通过构建GLS模型进行实证探究制度距离的影响程度。由于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存在国别差异,将样本对象根据收入水平细分为高、中、下三种收入水平国家,进一步验证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下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制度距离的存在阻碍了中国向沿线国家开展OFDI进程,具体细化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距离均对我国OFDI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制度距离越接近越能吸引我国OFDI的进入。对于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而言,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均与我国OFDI呈现负向显著作用。对于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而言,仅经济制度呈现负向显著作用,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不显著。第二,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中等、高等收入水平国家制度距离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即双边投资协定对中等、高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低收入水平国家具有负向的调节效应,即双边投资协定对于我国到低收入水平的东道国进行投资不具备助推作用。对此,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出发,为我国跨国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上提供对策建议。对于政府而言,首先,我国应本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发,完善优化自身制度环境,尽量缩小与沿线国家尤其是具有投资价值国家的制度距离。其次,加快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进程,促进区域化合作组织的发展,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对于企业而言,企业投资决策时应考虑东道国的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利用东道国市场建立竞争优势,并且培养抓住投资机遇的敏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