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制度、审慎监管、最后贷款人制度被认为是一个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三大支柱。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讨论研究,2015年我国终于建立起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为了实现稳定金融秩序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的均衡,《存款保险条例》引入了风险差别费率,并赋予了我国存款保险机构早期纠正和参与投保银行风险处置程序的权力。早期纠正机制要求监管者在银行的缺陷变得无法弥补之前就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行动来纠正银行不安全或不稳健的行为。它不仅要求监管者具有强烈的行动意愿,还要求监管者具备高超的行动能力。它要求通过多方面多角度的风险评估来最大限度地及早发现银行风险以增强监管的有效性,在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与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活动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作为事前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早期纠正机制是存款保险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机制。但从《存款保险条例》内容本身看,存款保险制度中的早期纠正机制尚处于不健全、不完善的阶段,尚未对权力的行使主体、纠正程序的启动标准以及纠正措施的具体内容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在实践中也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制度价值,存款保险机构的早期纠正职能仍待进一步健全与完善。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存款保险早期纠正制度展开讨论,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法律上的回应。除导论和结语外,本文共设置为四章。第一章为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的制度价值。本章首先明确了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的法律内涵,指出其是由早期识别与及时干预两部分构建的风险预警机制,并从其与风险处置程序的比较视角进一步把握其丰富的内涵;其次讨论了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的制度价值,具体体现为遏制监管宽容、防范因保险赔付引发的市场主体道德风险,避免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定,节省社会资源与成本,最终实现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法价值平衡。第二章是我国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的现行功能检视。本章首先根据早期纠正机制的一般框架对当前我国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的有关法律规定进行了认真分析,肯定了其在我国金融风险特别是银行业风险防范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同时通过对包商银行被接管案件的反思指出当前我国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尚未实现其风险预警的目标。其次分析了当前我国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落地实施面临的诸如早期纠正权力行使无序、程序启动标准不明确且指标单一、纠正措施不完善等方面的现实障碍。第三章是早期纠正机制的域外立法经验与启示。本章首先通过对不同国家早期纠正权力行使主体的考察认识到早期纠正权力的具体配置与一个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框架息息相关。其次,考察了域外对问题银行的风险识别手段,多数国家强调对监管机构信息获取权和现场检查权的保障。复次,对美国、印度、韩国以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早期纠正机制触发标准和纠正措施进行了分析,归纳出了三种不同的早期纠正程序启动标准和两种类型的纠正措施体系,并对不同的启动标准和措施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通过对域外主要国家和地区早期纠正机制要素的分析,揭示了其对完善我国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的启示。第四章是我国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的完善建议。结合前文,对我国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提出回应现实需求的法规范进路。本章首先针对我国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权力行使无序的问题,主张应在法律层面明确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重心,在此基础上从监管对象的角度与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其他监管机构划分职责,形成监管合力。其次指出应从信息获取权和现场检查权两个角度完善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对问题银行的风险识别规范,强化其早期风险识别能力。再次,建议在保留资本充足率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资本流动性、资产质量等指标以丰富量化指标并建议引入监管评级标准以应对复杂的银行风险,从而为早期纠正机制确立起多层次且明确具体的启动标准。最后,明确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措施全面性、适当性以及强制性与裁量性相结合的设计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银保监会既有的早期纠正措施来建立丰富的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措施体系。